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萌芽：现代与正义在上海

翻完《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这部书，启发我想到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落地，出现本土侦探小说作品。结合此书中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是接续了公案/侠客小说的传统。破案、解谜，无论是公案小说还是侦探小说，都是其中拿来勾引读者好奇心的关键。侦探小说在设谜技术含量、叙事文字技巧方面确实比传统公案小说高了好几个段位，但面对的肯定是同一个读者群——就像我这个后来者，为侦探小说进入中国能够落地生根提供了第一批读者。书中说，这一现象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

第二是与共和时代对法制建设的期待具有一定契合。侦探小说大都包裹着一层法律外衣，常常是协助司法系统办案，主基调是“司法正义”而不是以“法外正义“替代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快意恩仇，所以当时很多人对此类作品赋予了更多期望。

第三是对接了上海这些大城市特有的气质。侦探作品中的“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与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陌生，大城市为形成这样的“陌生”创造了天然的条件。一个是人群规模庞大，另一个是相互之间不知底细，形成了书中所说的“匿名性”，结果，一方面产生了对外部环境的恐惧，另一方面加大了犯罪的几率。这些在福尔摩奇系列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当时的上海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国际化大城市之一，于是成为接受侦探小说这种体裁的理想之所：先是译介外来作品，继而开始创作本土故事，比如霍桑探案。

以上我就是按照这三条线给出简单说明，书中论证的情景要更加复杂，有正例也有反例，针对本土作品有很多讨论评说。其中一篇关于当代作家小白作品的评论，很有力度。

此外，通过读此书，还了解了一些原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比如书中说《老残游记》提出来一个命题：“清官”也有可能“误国”：“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清官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此书的底色：以博士论文做基础，然后拆开来发论文、申课题，最后结集出版。书中收录各文，成色不一。有的很见功力，特别有水平；有的显得敷衍，就是一点边角口水——大概与各篇文字刊发在什么地方有关。现在堆在一起，影响了全书的整体效果。我想，如果作者能够再花点功夫，要么按照学术著作规范，要么走畅销书写作套路，对全书重新谋篇布局整合起来做一次再创作，效果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