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起源于西方。讨论书写历史本身涉及的历史重构问题时,“叙述体”在表现历史作品及其成就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关注史学和史学史之间的思维过渡,就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史学史的完整性并非基于从历史书写中独立出现,它是一种全新的视角,而史学史研究的方向几乎同时影响着人们继续书写历史的方式。
过于关注研究所产生的突破和逆局,人们往往就会轻信史学史,它对于资料提炼角度的统领观念深入人心。以中国历史研究为例就能发现,独特的历史情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世代皆有历史记录的现象,这使得史学史研究创造有利条件。史学史动用了的理论建设是一个渐进发展的系统,而随着历史受到辩证看待时,这种限制依旧存在在历史研究之中。
作者讲述了时代感,预先设定判断历史如何书写的依据必然要先于时代内部的文化转向和历史变迁。达到历史学家的自我要求还远远不够,与之相关的一切都隐含着我们判断历史阶段的定性基于何种标准。虽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到“扬弃”了,但我还是想重新思考它的用意:尽可能使得文字书写必然的局限性,在后来必要的文字补充中得到不断再认和重提。人们接近事实的预料中,历史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责任交付给史学史一份特殊的立场视角。
使命之重使得司马迁式的历史学家,知道广开言路对于考据的帮助,知道书中提及的“为尊者讳”的严格规定,是无数注意事项中再正常不过的思维基础。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也不以故意删改、漏掉的内容作为荣誉的依据。历史自我限定的必要方式,就是为这个不断涌现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提供判断标准,借助这个标准世界得以延续。
不如重新想象欧洲中心论,或许它只是以西方为案例的书写示范。当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松动时,我们便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独立思考历史的发生和渐渐隐藏的过程。对于首先出现的案例进行驳斥,往往是书写的消失。对机械拆解感兴趣的人是否真有能力自己去实现建造本身呢?作者讲,记忆往往会出错。通行的版本既能产生人质式的附庸者,也能使挑战体系的人变得更为复杂。关键在于,你会停在什么事情上,传说、梳理通顺,还是降落它。
集体记忆里重复出现的事物意味着人们普遍承认的情感维系,历史被带到人们脑海中并不意味着这是他们的继承。历史对人的影响取决于人们划分时间阶段的方式,和他们融入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阅读使得他们之间发生的联系更易于为自己消化和理解。胸怀世界的人和家长里短的人,都不是接近无限的超级个体,不是整个世界本身,或代言人。他们就是抽掉了无穷特征的世界,以这样那样的破立最后剩下的血肉之躯。对世界抱有恶意的人所持的态度必然朝向自己。
那历史意识能否体现着人类的自觉性呢?传统是到了一定阶段人借助自学或再次发明继承的东西,它可能对于一些能接触资源的人是显学,但这不意味着垄断,人们往往还能自己慢慢补充对它的了解。最后,人们会重估历史进程中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对于人们理解现实和历史提供的帮助。观念如果与现实条件下的常识相背离,则证明这个观念不是最后的版本,或者这是人们刻意漏掉信息的版本。尽管是,它不妨碍你暂时支持任何观念,承认舍弃某种观念造成的自我放逐。
人没回到历史讨论中去,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已经会显现出和历史分不开的部分,提醒我们看待事物并非轻松之事。与其说今天的事占领了我们的全部行动,不如去说在时间线上过渡的直接产物就是我们所贯通的东西,在脚下一点点显露。作者重提“西方以外的世界”,是不是就是中国民间理解古代传说地名的逻辑呢?
作者提到,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历史研究所产生的持续影响,这是一种定性的双向影响方式。现代性同时被拽入到东西方世界里,同样的声音是否偶然,同时发生的声音是否只是在时间上重合,但它们必然会在自己的方向上走远。让作者起疑的是“新文化史”,人们的信念千差万别,但塑造成为答案的历史究竟是偏向虚无,还是要在这种战争中真实的影响形成历史的条件。
作者提醒人们,“歪曲和神话”是历史学家引起重视的地方,就算暴力披上笼统估计的外衣,人们还是会相信在种族、政治等各种倾轧之下,人们在思想上一点点的一致性相通的部分。启蒙为人们留下的乐观,并不影响人们陷入沉思。作者在导论中试着理解历史本身:
“历史写作带有文学的许多特征,但于此同时又不同于想象性的文学,尽管二者会有重叠。历史书写带有想象,严肃的文学也总要参照现实。但是,后者并不受到学术界的同样的研究标准的约束。没有这个界限,历史就与宣传没有两样。正当今天这个冲突不断的世界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下而需要理性探索的时候,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却竭力否认启蒙运动留下来的这一遗产。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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