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重构：枢纽展望未来"

《枢纽：3000年的中国（增订版）》施展/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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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云海

《枢纽：3000年的中国》是一本野心很大的作品，施展在2017年初次出版时就引起了热议。作者尝试以新的范式封建社会（终结于秦）、豪族社会（汉武帝至唐末）、古代平民社会（北宋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每一次结构性变迁的动力机制，呈现为在制度当中活动的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间的张力）。在大循环中，当人口变化和技术发展引发新的经济要素出现，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社会出现动荡，随后均衡又会重建起来。

因此，中国每一次朝代崩溃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而是在于人地压力。一个朝代承平日久，就会出现两种现象：人口繁衍茂盛、土地兼并严重。随着人地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会出现流民，导致帝国秩序濒临崩溃。而朝廷应对流民问题而采取抑制兼并的常规做法通常无法取得成功，因为只有技术跃迁（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经济才能吸引庞大的人口，而古代中国由于庞大人口而难以内生地实现这种技术跃迁，始终无法突破小农经济“内卷化”发展的怪圈。

正是古代平民社会无法走出这个“低水平均衡”的困局，中国历史陷入了全无历史意义的治乱循环当中，直到西方从外部带来了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中国才开始突破自我，走向痛苦的现代化转型。经过20世纪的革命与战争，中国开始转型为现代平民社会，这也正是我们正在经历、尚未完成的第四轮历史大循环。

从这个理论范式出发，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失衡就得到了一种新颖的解释。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并非我们通常以为的加入WTO，真正重要的两个条件分别是：西方世界进入创新经济的时代，带来了制造业流程的大规模外包；中国的土地财政，让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最为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这两个条件的时间耦合，带来了中国在21世纪初如此之快的制造业发展速度，也决定了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性。

分析至此，作者抛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课题：今天的中国在物质意义上再次成为世界体系的自变量，但中国对此仍未拥有足够的精神自觉。这种精神自觉，应该将“中国”视为全球格局中世界秩序的海陆枢纽，以及一个内在的超大规模的体系。这种内在的体系性，成就了中国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并以其超大规模性而获得足够的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精神自觉。

尽管《枢纽：3000年的中国》书中的有些观点突破常规，有些细节值得商榷，有些逻辑值得推敲，但跨界研究本就不易，而这种整合现有理论并进一步开展理论构建的尝试，在理论界以西方为中心的当下，尤为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