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探寻二里头揭秘华夏文明起源

对一个民族起源的寻根和探索，是人们获得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认同的一种情结和情感需求，是民族之根的依存。

如果问到：中国最早的朝代是哪个？中华民族的起源、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我们会笃定地回答：夏朝。

然而这样一个如今众所周知的定论和常识，在一百年前乃至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都不是一个人人认可和接受的结论。

说起商朝之前遥远的古史时期，以前人们也许只能说出一个最为出名的“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吗？还有其他方面的故事和证明吗？

已经消失了数千年之久的夏王朝，曾经历十三世十六王。大禹是夏王朝的奠基者，他的儿子启继承禹的王位，原先的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也开启了夏王朝的历史。

但是由于夏朝历史久远，只存在于一些史料记载中，缺乏足够的实物遗存证明，曾被中外学界质疑，有许多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夏王朝和夏文化并不存在。这个时期成为考古的“真空”。

对于华夏文明的起源、“最早中国”究竟起始于何时的问题，引起了考古学界长达百年的争论，也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考古和验证历程。

最终，通过新中国数代考古人60多年的坚持和努力，对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发掘和考证，才以事实证明：夏文明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起源，是我们能确定的“最早中国”。

《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一书，由三位中国考古界的大拿侯卫东、贺俊、杜金鹏共同撰写，讲述了代表着夏都和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是如何进行发掘和考古，学界如何对夏文化进行考证和辩论，如何逐步证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三位专家老师以严谨专业的学术精神，以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图文并茂地将考古界如何“寻夏”和考证“最早中国”的过程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也让我们学习到不少考古学知识，从一个侧面深入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勃兴和充满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

这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波澜起伏的考察探秘行动，是探寻中华民族起源、重现夏文明的寻根之旅。

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东部偃师区境内的二里头遗址，是4000年前的夏王朝晚期王都遗址，是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如今已经建成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对古洛河景观、夏朝的宫城宫殿、手工艺作坊、祭祀区等遗迹进行了复原和展示。园内的夏都博物馆设计独特，气势恢宏，外形如一条盘旋的龙，契合了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的传说意涵。

公园于2019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这也是对夏文明是华夏文明起源和“最早中国”这一结论的认可与肯定。

在此之前，夏朝和夏都的存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古史辨运动和“疑古派”的质疑，以及新中国考古界的考证偏差和纠正。

考古界在发掘和证明安阳殷墟是商朝都城的事实后，通过这一考古成果来研究和尝试推论已经消亡的夏王朝的存在。

1959年，年迈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带着助手来到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村进行考察，开启了探寻“夏墟”和发掘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历程。在当时艰苦的、有限的条件下，他们走访了多处地点，调查梳理了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5处遗址。

但当时由于一些原因限制，得出的推论是偃师为商汤都城，直到70年代后期的考古研究才表明二里头遗址应是夏朝晚期的都城。

从1959年至今的60余年时间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经历了赵芝荃、郑光和许宏及他们所带领的三代考古人的努力。三位考古队队长分别主持工作约20年，可以说将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二里头文化的考古事业。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掘考古，在二里头遗址整理出整个夏都城的城廓、宫殿台基、房基，生活场所遗存如灰坑、陶窑、水井、墓葬坑等，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物品和墓葬祭祀品，如各种碳化农作物、陶器和青铜器等，甚至还有各种龙元素和龙造型的器物，成果丰硕。

围绕着二里头遗址，在其周边地区陆续发掘出多个遗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明的历史遗存，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核心文化，引领中华文明的发展。

在此之前，中原地区陆续出现多种区域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聚落并不断更迭，如“满天星斗”，但却缺乏一个明确的核心。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经过漫长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夏朝开启青铜时代，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向周边文化辐射的真实存在，对后续的商文明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的书名所写，我们在寻觅夏文明的过程中，揭示和确认了“最早中国”的存在，中华民族的起源和身份认同得到确认，也由此增强华夏文化自信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