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读书前对书的期望太高,但读完之后有些失望。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对历史叙事的分析。在克罗齐之后,历史叙事成为历史本身。在每一件文献中,隐含着社会对自身形象的思考。因此,书中对夷夏观念的分析,以及对忠奸观念及其抽象出的历史现象的解析与叙事,都是思想史叙述以及对涂尔干所谓“集体意识”的优秀解析。这种叙述恰恰让我们见证了当时“写”出来的“历史”这一形成过程。在这一点上,与《国王神迹》有相通之处。这是本书最为精彩的地方,绪论部分可以作者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论据来支持全书中涉及到的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政治学、社会学上的内容。这样的叙事和前清士大夫以忠奸、士气与理学观念解释夷情而非基于严谨、坚实的论证推导的做法简直不分伯仲,而且有先射箭再画靶之嫌。例如,三联17年版310页在三元里抗英之后的长达一页纸的民族主义分析,确实不好说这些语气笃定的分析究竟源自何方。这一类的思考又确实贯穿了全书的叙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作者对资料的考据非常详尽。从大清的角度看,他几乎使用了所有可用的文献。但对于英国方面,他十分依赖军官的回忆录以及佐佐木正哉的论文。除了这两者之外,唯一不同的是IrishUniversityPress出版的英国议会文件,但也仅引用过三次。与大清的文献完全不相称。换句话说,对于英国的情况,作者仍处于两眼一摸黑的情况。因此,不得不使用昂撒这样粗陋的词汇进行历史叙述。因此,转回到本书最后提出的问题:今天,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鸦片战争时扩大还是缩小?如果继续使用昂撒这样的词进行叙述,这与认定英军“腿足裹缠,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的认知水平恐怕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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