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谬误,即认为社会经济结果的统计差异要么是因为本身存在对不太幸运的人的偏见对待,要么是不太幸运的人本身存在遗传缺陷。…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社会愿景之下的一种没有根据的推理——如果个人的经济利益不仅仅根植于个人的价值,那么有理由让政治家重新分配相关利益。」
人类对人权平等的追求与完善从未停止过。其中,在面对不同种族与组别之间的差异所倡导的平等,即使通过后天机会平等化来中和先天条件的不平等,其表面与实质的认受性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一直是欧洲文明边缘最贫穷、经济和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据说,14世纪的苏格兰男爵没人能写自己的名字。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重要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拥有苏格兰血统,包括工程学领域的詹姆斯·瓦特,经济学领域的亚当·斯密,哲学领域的大卫·休谟,化学领域的约瑟夫·布莱克,文学领域的沃尔特·斯科特爵士,以及经济学和哲学领域的詹姆斯·穆勒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19世纪中叶之前,日本一直是一个经济贫困、教育水平低下、技术落后的国家。第一次看到火车时,日本人感到很惊讶。这列火车是由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赠送给日本的,他的舰队在1853年访问了日本。然而,经过后人在技术上追赶西方世界的不同寻常的民族努力,日本在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技术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其中,日本生产的子弹头列车,超越了美国生产的任何同类产品。
其他非凡的成就,可能是由一个特定的民族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取得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犹太知识分子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获得众多世界级的荣誉,以至有必要指出,这是一项在19世纪和20世纪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在全世界发生的成就,尽管一些较早的世纪曾零星地出现过具有国际地位的犹太知识分子。」
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黑人了。南非和海地在殖民者撤出,黑人掌权之后,经济一落千丈。以美国为例,黑人居住的社区更为混乱,嫌犯中黑人的占比更多等等,这些是有数据为证的。当然,我并无歧视黑人之意,他们亦有取得成就。就好比196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当时美国400多万的黑人家庭中,虽然只有5200个家庭培养出了黑人医生、牙医、律师和学术型博士(尽管这些职业和成就对当时的黑人而言颇为难得),但是这些特定的家庭平均每户竟然产生了2.25名职业精英。也就是说,每4个这样的家庭平均产生了9名黑人医生、牙医、律师或学术型博士。
我还是尝试回避承认种族之间存在优胜劣汰这个事实。不过,像是苏格兰、日本和犹太人,这些在现今世界上取得成就的人大多数来自这些群体,是因为这些群体具备了「相比较他人更易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蜕变从来不是建立于「因为曾经处于劣势而被给予照顾使得更易于成功」。
而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的弊病就在于此。
为了体现社会的包容与多元化,并为了快速达到这一点,原本处在社会低地位的族群被赋予了某种“特权”,以达到一种看似“平等”的社会。
而接受了这个”特权“的黑人,不就变相地承认了自己低人一等吗?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好莱坞的现状。
近年来,西方电影产业以追求政治正确的名义,特地录用黑人和LGBTQ群体做主演,甚至将历史人物的种族和性取向进行改编。
比如说,迪士尼最新的电影《小美人鱼》的美人鱼是由黑人饰演,Netflix出品的一部有关埃及艳后的纪录片《克里奥帕特拉女王》由黑人饰演本是希腊出身的克利奥帕特拉等等。
政治正确的追求常常置艺术创作的自由于度外。电影制作应该以创作的艺术性为导向,而不应该被政治立场所左右。电影艺术需要自由发展,而不是被限制在特定的政治正确框架下,这种限制只会导致电影作品的质量下降。政治正确的电影选择往往引发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当某些群体被过度宣传和推崇时,其他群体可能会感到被忽视或歧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而不是促进平等和包容。
简而言之,电影产业中的政治正确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还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
暂且不说这种改编行为淡化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破坏了观众对历史的理解,政治正确这件事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伪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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