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这本书之前,正好看到一个段子,大意是:精神科医生们经常感叹——来就诊寻求帮助的,往往是家里病的最轻的一个。小时候也见过不着寸缕在街头游荡的“疯子”。怎样才是“精神不正常”?“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是一回事吗?虽然在普通人看来,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来自公众号“飞鸿寄影”
本书提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同一种精神状态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是精神错乱,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则被定义为犯罪行为,在第三个社会中却被看作人类发展的正常部分。作者认为对精神疾病的污名来自资本主义对个人强大、独立、自我完善的追求,以此为“正常”的标准,因为各种原因也许不能实现这些条件的,于是他们和犯罪分子、懒汉一起,因为不工作所以是“无用的”、成了“不正常”的。但是他没有提起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中,这些人的命运,用“远离现代化”的两个族群里的个案的说明,显示是不足的,作者自己也说这这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思路。
作者用语言学上词汇的演变作引,在书中描写围绕着精神疾病和精神病人的历史和典故,它们是巨多的、新奇的甚至有趣的,也是令人惊骇、悲惨的。还有一点令人没有想到,因为“女性”作为一种性别被“发明”,“最早的精神科医生很快抓住了女性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也是最无法令男性理解的特点大做文章,……结果是,那些专注于妇女性行为的研究,和试图压制难以控制的妇女的努力便成了现代精神病学思想的基石。”——在“不正常”的分类了,加入了女性,女性被从性别中“分化”出来,成为某些负面精神状态的源头和代名词,比如“歇斯底里”。战争的发生,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也间接推动了精神疾病的科学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发展,以及,短时间之内,歧视状况的减轻。
尤其在“创伤后应激反应”一章中,作者表达了一些名词的改变和解释对于人复杂的心理活动依然太过片面和不负责任,虽然“创伤后应激反应”这样名词的应用减少了受害者的污名,但它不能完整地包含整个问题,依然是一种文化中构建的概念——它没有改变人们觉得精神疾病很“丢脸”的状况。并且“和其他一些疾病的名称一样,这个术语现在变成了可以被用来赢得痛苦和不幸的合理工具。”对于如何去除污名化,作者借鉴了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提出了去大型机构化(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系统)和更精确明晰的诊断,当诊断变得更加常见,不那么可怕、不再那么令人羞耻的时候,污名随之减轻,以及以“氯丙嗪”为先河的一批精神疾病药物的研发使用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不过书中依然有大量篇幅和实验数据对精确的诊断或者说判定精神问题源于生理性病变,是否真的可以对减轻污名化做了质疑,有时候,对生理模型的执着反而会阻碍真正能帮助到患者的心理治疗。
“发现一种疾病的病因和治愈它的医疗手段并不意味着可以消除针对它的污名现象,这种现象在精神疾病领域尤其严重。”叫人吃惊的是,污名化的联想来自于“脑白质切除术”和“电痉挛治疗”,前者是科学傲慢犯下的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错误,“脑白质切除术”确实造成了许多医疗事故级别的悲剧;关于电痉挛治疗,却绝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电影酷刑般残忍可怕,而且对于严重的抑郁症之类具有非常的效果,用在各类抗抑郁药物不起作用的情况下。
人类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像感冒或者糖尿病那样,找到出现精神问题的物理性原因——器质性病变,但是也确实不能成为因此异化它和身体疾病之间的区别的理由。作者用了很多积极的例子,向读者展示,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等的共同努力下,“孤独症”可以很好地适应生活,融入社会,只要人们愿意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了解、肯多一点尝试……“心理健康不能只用单一创伤事件的存在或不存在来解释,而应当被理解为一个人所处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包括经济、政治、性别等诸多因素。”这本书的优点显而易见,作者独特的个人经历和经验使得对精神病史叙述的切入点非常独特,也更加真实,但是他把一切归因于“资本主义”又强调精神分析和精神疾病学科上的进步,尤其是用了很大篇幅战争对学术进步和歧视的消退,又没有对心理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和轻重程度上做任何区分,仿佛这些“好处”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感觉有点矛盾。不过这种矛盾性正好也展示出了精神疾病作为历史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全景。ps:阅读期间知道了德勒兹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说明作者的观点可能不无道理和根据,关于这个话题应该还有很多可供挖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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