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以《论语》式的方式,从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诸多疑问与批评入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与批评,并试图重新回答一系列困扰今天中国文化的元问题。
上部是《天之道》,也就是回答中国人关于天的问题。比如伏羲一画开天从科学的角度开的是什么天,徐兆寿认为是时间和空间。那时候没有文字,人们就用天空中的星星来作为指引,但星星没有形象和名字,于是人们便从大地上或身边的动物、山川来对天空进行命名,为宏观世界确立了时间和空间。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科学世界观。这是用今天的现代天文学可以证明的。再比如女娲补天,是真的拿了五彩石到天空中补的吗?显然不是。宇宙已经有138亿年的生命,地球也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人这个物种产生不过200至300万年,而人有文化也才一万年。那时候,天已经存在,那么,她补的是什么天?从伏羲庙的画像可以看出,他们是拿着轨尺,为天空中的星象进行命名,以此为时间和空间确立符号系统。这就是补天,也是中国文化乃至整人类上古文化的开始,是人类所有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可以从今天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的遗存上看得出来。但是,在这个科学世界观之上,伏羲还确立了道德律,即把人从动物界中区分了出来,使人穿上兽皮(到黄帝时穿上了华美的衣服),遮住私处,确立了夫妻、家庭、社会伦理,道德就产生了。这是伏羲、女娲最大的贡献。现在很多人不研究天文、地理,直接想靠悟性来回答,就会陷入迷信。在这里,作者用天文考古、地理学、气候学、冰川学等自然科学来进行科学论证,同时又以彩陶、岩画等内容进行佐证,是对当今科学界、考古学界知识与成果的综合应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一次大胆解释。
中部是《地之道》,也就是寻找伏羲在距今一万年和七千年之间是如何确立天道和地道的,是如何为天地间的生灵命名的,亦既天地人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元典《易经》。在这部书里,作者认为,八卦就是八节(时间)、八个方位(空间),这是最初伏羲寻找到的天地无为而治时的道体,非人为法。后来人们运用的《易经》是这一无为法的符号系统的形而上运用。这一章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来源,即昆仑山的确切方位,黄河的源头和神话诞生的地方。作者都用历史文本和今天的科学知识一一对应,来确立其年代、方位。最为重要的是,找到大禹的九州,然后把重点放在最有争议性的雍州,为雍州立传。雍州在西北,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在为大西北立传。大西北立起来了,中国的其它方位也就随之而立。
下部是《圣人之道》,是对伏羲、女娲、黄帝、尧、舜、禹这些上古圣人进行文学式的立传,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进行一次科学考古式的回答。最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些圣人确立了中国人的道德律,也从一定意义上探索了这些道德律产生的基础。他的方法是,依照我们寻找到的科学的天道启示,圣人们以此构建了社会、家庭和个人的结构形式和道德律,这就回答了“天人合一”的问题。天是标准,人是效法天,这就是道法自然。同时,作者还指出,中国人是天人合一,西方人是天人合约,同出一辙,但是中国一直是天人合一,所以五千年文明始终不断,而西方文化则被宗教所覆盖和阻断,直到文艺复兴以来怀疑上帝时才有了科学的长足发展。作者在这一章里,重新审视了近代以来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天文学上的探索使“天”的概念消散,人成了福柯所说的知识,人不再是完整统一的存在。因此作者认为,今天天文学上的探索只是量的问题,一如今天知识界一样也是量的扩张,但是,对地球产生作用的仍然还是上古时代中国圣人们发现的那些少量的星体,而它们就有效地构建了中国人的“天”体,这也是道体的物理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本书借今天人类所有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来重新去伪存精,把上古时代留下来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上的灰尘掸去,而使这个天道明亮起来。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古今终于沟通了,中外也终于融和了。
这就叫补天。一是重新补中国上古时代确立的天道,二是用今天的知识重新证明并确立那个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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