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读四中,纸本书第49页,作者提到他看不懂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然而,当我结合两本书一起看时,发现作者对论语的偏见非常大且非常浅薄。与杨树达先生所使用的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说宛等集注相比,论语更像一本对历史警示的语录,而绝非普通世俗谈话录。仔细思考会发现,我们从长辈那里得到的警示教训都是他们曾经踩坑踩出来的,那么论语所说的自然也是春秋时代故人踩的血坑。论语总结成轻飘飘的一句话,比如“节用爱民”,不节用则国穷民怨,君子危矣;不爱民,则容易错过农事,而秋收粮食不足,古代粮食不足则容易有饥荒危机,百姓闹饥荒自然就流离失所,国则自然亡。这与作者轻飘飘的理解成“孔子讲节约,是心疼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的人,只是使唤的时候要掌握好季节,掌握好节令”非常不同。作者过度关注了春秋时代贵族的作派,高度使用了欧美农奴主贵族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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