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尺度》Modern Scales: Measuring the World with Precision

93年，上海最为奇特。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上海成为英法联军的兵站所在。中外相安，通商照常。据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折，其原因无非是两点：一是无兵可战守，军力全用于南京一带太平天国战场；二是战必绝通商、断海运，通商断而海关税收无，江南、江北大营即无饷源，海运绝而漕路不通，京师粮食困乏。何桂清等为镇压太平天国而无视清朝已与英、法开战的举动，得到了咸丰帝的赞同。

1860年英法联军占据大连、芝罘，欲大举进犯京津大沽地区时，何桂清等人却与侵略军头目们商议“借师助剿”之事。在他们的乞求下，英军留下1030人，法军留下600人，以保障上海地区的“安全”。

(1) 是年8月18日至21日，正当北方英法侵略军占据大沽后路的大、小梁子，进攻石缝炮台和大沽北炮台之际，驻在上海的英、法“友军”却与清军共同阻挡太平军向上海的进军。

(2) 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上海地区中外势力的联手，说明了上海地区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与英、法等国利益的一致性。代表他们利益的江浙官吏，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派。太平天国等反叛的目的在于推翻清王朝，英、法的战争要求是攫取更多的利益。清朝统治者的本能决定了他们对内对外的态度。他们尽管有时也亮出战旗，但只是最初出于狂妄自大，在凶悍的敌人面前摆出一副“天朝”威严的架子；后来又企图先挫敌锋，再乞求侵略者减少一些要求，即所谓“先剿后抚”。除大沽地区外，清政府并没有认真进行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