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因此,国内政潮随之而起。过去曾竭力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却也同样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取战胜国的荣耀。康有为一度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而如今却反转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推卸责任,屡屡使国务院难堪。
在外交决策中,当民众舆论绑架决策者时,将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此外,为什么广东非常国会在过去抵制对德宣战之时,理直气壮,但在后来要求派遣代表到巴黎时同样也理直气壮?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吴佩孚则是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的华丽转身。而在巴黎和会的紧要决策时刻,为何外交总长陆徵祥会擅离职守出走瑞士?最后,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康有为在张勋复辟时主张公然推翻民国,而在五四时却以民国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还有,一个警察总监怎么可能架空国务总理呢?
邓野重庆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来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评聘为副研究员,2003年评聘为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民国政治的逻辑》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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