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的两位主要词人李煜和李璟,在中国词史上备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喜爱。他们的词作突破了五代花间词的金砖墙壁,李璟多使用比兴手法,感情深沉,而李煜则完全采用赋体,自然超放,没有任何感情的做作。尤其是后者,遭遇了亡国之痛,其词作纯然来自于血泪,绝少雕琢,极具审美价值。
巾箱本最初起源于南齐时期,盛于宋代,此后明清以降有新制。巾箱是指旧时随身携带的小箧子,贮存巾帕等杂物。古人走路坐车,不时吟诵,必须随身携带书籍,所以规格较小,专门储存在巾箱里;旅途中可以方便携带,睡觉时也可以随时阅读,闲暇时间可以欣赏。因此,虽然巾箱本出现在书林之季,但是遵循了夫子“学而时习”的原则,功劳也很了不起。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西方文化东渐,人们崇拜洋装,书籍在“华丽”的外表下变得越来越厚重。携带巾箱本就像运输牛一样困难,睡觉时读书也很费劲;更糟糕的是,外表华丽,内容相对平庸,误导读者,使读书的真正魅力越来越远离我们。我们想要重现古代巾箱本的复古魅力,弘扬民族文化,制作精美而小巧的版本,内部内容真实质朴,价格也亲民。
南唐二主李 、李煜是中国词史上极少数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普遍喜爱的词人。其词突破五代花间词堆金砌玉的壁垒,前者多用比兴,妙能沉郁,后者全用赋体,超放自然,丝毫没有情感的做作。尤其是李煜,后期遭遇亡国之痛,词作纯从血泪中迸出,绝少雕琢,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巾箱本者,昉于南齐,盛于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谓巾箱,旧时随身小箧以贮巾帕之类杂件者。古人行诱坐卧,不时而诵,书必随身,故小其规制,以储巾箱;行则便携,卧则便览,闲暇间便把玩。故巾箱本虽为书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学而时习”之义,居功亦伟。所惜近世以来,西风东渐,书崇洋装;踵事增华,日趋累重。携挟则如牛负载,卧读则片时叹难;更有甚者,腴外枯中,重椟轻珠,误导读者,其去书之真趣益远。上古社巾箱本丛书有为而作,比照历代巾箱本之经验得失,旨在返朴归雅,弘扬国光;制欲其小,而存真全豹;价欲其廉,而臧择版本;选目求的当,而尤重性情韵趣;组合以类从,而散购集藏,感惬人意。加以宣笺生香,套印活色,点校严谨,版面灵动,是所谓花大力气、大心血于小丛书,令人一见之下,爱而不能释手者。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书不在贵,有格则韵。因此“书韵楼”为丛书名,大雅君子,当有会心。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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