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

序言

阿克顿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格莱斯顿的首席私人顾问，对英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有独特贡献。他的一句话现在已成了英语民族的格言。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名人死后不久便会有传记问世，而且通常是两卷本形式。阿克顿则不然。

当时的报纸发布过详略不同的讣告，他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在《国家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为阿克顿撰写了一条篇幅不大但颇有价值的小传。阿克顿曾给格莱斯顿的女儿玛丽写过不少精彩的信，她出版了这些信件，引起世人关注。

这不仅因为阿克顿是杰出的书信体作家，还因为在他的个性方面，地位崇高却又让人感到陌生，或至少是个复杂的人物。这些信件的编者赫伯特·保罗写过另一本简明实用的传记。晚近许多人试图写阿克顿的生平，有些人揭示了他人生的不同侧面或不同阶段，不过，若以全面的传记唯一接近这一目标的，只有美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安德森所写的《阿克顿勋爵：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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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阿克顿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格莱斯顿的首席私人顾问，对英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有独特贡献，他的一句话现在已成了英语民族的格言。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名人死后不久便会有传记问世，而且通常是两卷本形式。阿克顿则不然。当时的报纸发布过详略不同的讣告，他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在《国家名人辞典》(DictionaryofNationalBiography)中为阿克顿撰写了一条篇幅不大但颇有价值的小传。阿克顿曾给格莱斯顿的女儿玛丽写过不少精彩的信，她出版了这些信件，引起世人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杰出的书信体作家，还因为在他的个性方面，地位崇高却又让人感到陌生，或至少是个复杂的人物。这些信件的编者赫伯特·保罗写过另一本简明实用的传记。晚近许多人试图写阿克顿的生平，有些人揭示了他人生的不同侧面或不同阶段，不过，若以全面的传记作为目标，唯一接近这一目标的，只有美国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尔布于1952年发表的著作。任何为阿克顿作传的计划，都会遇到非比寻常的困难。首先，他是个欲罢不能的短小笔记收集者，他预期这些笔记以后会对历史研究或写作有用。因此，他死后的主要遗物是一大堆文件，多数是卡片索引的形式，这些文件不仅包含过往历史的材料，还有他关于同代人和自身经历的文字。这些文件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任何传记作者都可取用，想为他作传的人也必须利用。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有把握地使用这些材料。殊难断定这些笔记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阿克顿本人的意思：是仅仅抄录别人的话，还是他自己的想法？是他一贯的想法，抑或只是在卡片上记下了一时的判断？再者，有些卡片令人好奇地罗列了一系列历史学家，他们都持有同一种观点或类似观点，它们在特定时刻引起了他的思路开阔的头脑的关注。研究者可以从这些资料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但是仅靠这些材料并不足以了解必要的生平事迹。第二个困难是，任何试图考察阿克顿信件的作者，需要寻访西欧各地的图书馆。阿克顿虽然是个英国乡绅，却只能算半个英国人。从他的直系祖先那里，他获得了意大利和德国血统。他接受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教育，这对他的思想有重要影响。就像在伦敦、剑桥和牛津一样，他在巴黎、博洛尼亚、慕尼黑和维也纳也有许多好友。他用三种语言写信。德国的朋友有时用老式哥特体给他写信，这种手写体不同于印刷体，除非是德国的老哥特人，一般读者很难读懂。可以说，任何打算写阿克顿生平的人，差不多需要像他那样是一个欧洲人。第三个困难最麻烦。阿克顿一出生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他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成了深入批判教皇制度的人。当时教皇权力正处于危境，亟须信徒的绝对忠诚。阿克顿的子女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尊敬父亲，却并不接受父亲对教皇制度的看法。阿克顿的这种观点在已经出版的信件中已十分突出，而他的孩子们(拥有阿克顿的大量私人信函)并不希望让这种观点更加显眼。除非能利用这些信件，任何传记作家都难获成功。在阿克顿后裔中，对学术研究帮助最大的是他的孙女米娅·伍德拉夫，她既迷人又有学者气质。自20世纪60年代起，相关学者——如达米安·麦克厄尔拉什、詹姆斯·C．霍兰德、约瑟夫·L．奥斯欧兹和维克多·康泽米乌斯——获准发表了以往从未刊印的信件。康泽米乌斯出版了阿克顿和他的慕尼黑导师伊格纳兹·冯·多林格——对阿克顿而言，他是父亲般的形象——的大量通信，使对阿克顿的研究焕然一新，因为较之玛丽·格莱斯顿、阿克顿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和雷金纳德·维尔·劳伦斯先前出版的信件，阿克顿在这些信件中透露了自己更多的思想和内在个性。最终，在1973年，阿克顿家族拥有的全部信件被移交给剑桥大学图书馆，与阿克顿的藏书、早期的卡片索引和其他资料合并到一起。这使基于第一手资料撰写完整的传记第一次成为可能。这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阿克顿的声誉在晚年达到顶峰，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相信且也有理由相信，依靠他的神奇声誉，讲述欧洲历史的一套系列丛书可以获得可观的销量。这套系列丛书——《剑桥现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这些书叙述的年代逐渐前移，因为阿克顿的主要兴趣是现代史)——的出版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漫长时间，每卷都冠有阿克顿的大名，因为是他策划了这一方案并找到最初的撰稿人，虽然他在丛书第一卷出版前便已辞世。随着独裁者时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到来，阿克顿也获得了另一种名声。他的历史直觉和个人道德信念，使他痛恨一切暴君。曼德尔-克莱顿担任过由阿克顿协助创办的《英国历史评论》主编，撰写过从天主教大分裂(GreatSchism)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制度史，这是一个能触动阿克顿心弦的主题。克莱顿的遗孀露易丝很快出版了丈夫的《生平与书信》(1904)，其中包括阿克顿致克莱顿的几封信。阿克顿一封信中写下了那句后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阿克顿的声望在20世纪60年代渐渐消退。事实上，为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