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

前言：

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不仅仅是单纯的感官体验所能达到的。由于知识的存在，人们能够超越感官体验，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近代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大量的西方新知识不断涌入，深刻地改变了国人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对于当时习惯于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来说，面对按各门学科划分、蔚为体系的新知识，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消化和吸收，更需要付出困难而复杂的努力，需要勇气重新开始。本书的各篇文章中，读者可以发现，这些新知识的出现背后包含着何等复杂而艰难的情势，而揭示这些情势正是“知识生产”研究的初衷。

因此，有必要对本书所说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做一些说明。这里的“知识生产”并非近期流行的“知识经济”、“知识产业”等社会科学层面的研究，它主要讨论的是，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各种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本书将会具体阐述这种复杂的和艰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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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由于知识的存在，而得以超越单纯的感官体验。近代中国自“开眼看世界”后，西方新知大量涌入，深刻地改变了国人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当时习惯了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面对按各门学科划分、蔚为体系的新知识，所要做的，绝不只是囫囵吞下、勉力消化，更需鼓起断臂切腕、从头来过的勇气。从本书的诸篇文章中，读者自可发现，这些新知识的出现，背后包含的是何等复杂而艰难的情势，而展现此中情势，正可谓是“知识生产”研究的初衷。在此，有必要对本书所说的“知识生产”（theproductionofknowledge）做些说明。“知识生产”不是近期流行的所谓“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社会科学层面上研究知识如何成为“生产力”。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以来，诸种知识如何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步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著作、教科书、学刊、图册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我们希望回到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知识如何被生产的”。“知识如何被生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知识本身所内含的“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内含一种倾向，即自我宣称为“真理”，这使它以“真理”的面貌出现。而从历史学角度看，知识本身都是历史性的，其生成和传播，都须经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基于各种“真理性宣称”，已被生产出来的知识不断地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体系。“真理性宣称”当然是促成知识在社会中传播的关键因素，如果一种知识否定自身为“真”，则几无传播的可能与必要；同时，这种宣称也保证了在特定的论辩逻辑和社会环境下，某些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从而影响和掌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面看，宣称为“真理”，可能会削弱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对大部分受众而言，知识本身的建构性和“暂时性”（temporality）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因此往往被忽视。当一个知识体系层累成型后，对其反思就变得愈发艰难。此类情况在本书研究的重要对象——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教科书这种载体的特殊功能、编写方式和读者对象，知识在其中以一种更具“权威性”的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去看，那么教科书编写中的诸多方面，都在实践一种权力的运作——对读者施加知识的“规训”。这其中既有较为明显的部分，比如价值观念、道德评判、文化认同，也包括相对隐性的，诸如知识的分科划界、次第排序、叙述模式等。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和青年读者而言，这种“规训”甚至可能成为伴随终生的精神留存。历史、地理、国文等教科书，往往能影响人一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学人甚至到老时方能自觉于此，这在近代中国不乏其例。以上所说还只是基于知识内在特点的分析。当知识获得载体，进入社会领域流通，它与“权力”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技术革新，出版事业蓬勃兴盛。尽管书籍是学问津梁，但印书贩书却是一桩“生意”，古今中外皆然。不过，进入20世纪，这桩生意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情状之复杂，自不可与古时同日而语。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其间，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角力不断。知识生产的社会面向，本身即构成一门独特的“文化政治学”。所以，研究历史中的“知识生产”，正是希望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知识的“绳结”打开，爬梳知识制造、流动、重组的线索，以抽丝剥茧之手法，揭示知识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成为“权威”的全过程。当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境中，问题并不简单。大部分新知识的产生，不是来自传统知识的传承铺衍，而是或吸收西学或汲取“东学”的结果，其中经历了“西—中”或“西—东—中”的语境跨越。由此我们想到，在观念和知识研究领域，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spatialturn）。这种“转向”起初由科学史家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中提出，即在质疑知识本身天然内含“普世真理”的同时，更强调知识的“空间性”，或说“本土性生成”。像自然科学这般看似足够抽象和“普世”的知识，都不免被置于特殊空间内偶发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其他知识自不待言。知识史的“空间转向”，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研究，当然有呼应之处，但前者更能为后者打开新的视野，它要求研究者不把西学简单地看成“已知数”，不从“已知”的全能视角出发，对西学引介加以好与坏、深与浅、全面与片面之类的评判，而需要以尽可能微观的方式聚焦，对传播的各个环节加以同等的考量。西学的传播和新知识的出现，并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纸面联系，而是知识在不同地域间“旅行”的结果。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它的载体，都经历了生产、交易、消费的曲折过程；知识的运送者、贩卖者、消费者、附带品，都是这趟旅行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本书所收的论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