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斗与马牛风》龙虎斗、马牛风：学术“革命”

胡适在17岁时发表了几篇《无鬼丛话》的文章，其中一篇痛骂了《西游记》、《封神榜》等小说。他认为《王制》中说：“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排治权者们数千年来一直以济世明道自期，却懵然不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流传，这导致神州民族被投入极黑暗之境地。约五十年后，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回顾《王制》四杀：“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可听从。”他还表示，“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

针对某些事物，我们应当采取“取之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关于“国学”、“国粹”的争议，20世纪以前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争论。通过比较两次论辩的背景和口号，我们可以总结出不同观念和方法的辩论启示。清末时期的辩论是在旧体制下进行的，当时提倡“研究国学，保存国粹”，而强调“国粹”“一国之精神”不过是想唤起民族认同，煽动民众的排满情绪。民国时期的辩论则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的，主要涉及知识分子，他们信德先生和赛先生。强调“国故”、“国学”也是为了“再造文明”或“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

民国时期的“生物史观”可以说是整个历史研究的基础。该史观以社会演化路线与生物演化为比较对象，分为四个阶段：个体演化到集体、成立酋长制的部落社会、民族社会，以及近代国家社会。到民族意识更加成熟时，民族意识变成了国家意识，即民族性更加固定为国民性。后来也讨论了生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宗教等课题的关系。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探讨了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分析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治学之路。学术研究不过是专注于自己认知的观点。文人挥墨也像神仙打架，分帮立派常事。当然，这些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更何况文人多相轻呢。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为学术研究所做的一切钻研精神，是我们现在应当学习和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