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政治创造可能，但政治亦有其边界

自由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需要特定条件的支撑，才能不被主权国家体系所吞噬。这种条件可以被看作是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因为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秩序和效率才能得到提高。此外，国家的能力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如果有一只生病的羚羊能够逃离老虎的威胁，那只有当老虎的病情比羚羊更严重时才有可能。权力之争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但是观念之争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当所有的政治浮沉过后，无比天真的自由仍然会在我们面前闪耀光芒，引诱我们伸出手去触摸它。然而，达到耐心比勇气更难，以及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巧。在这个层面上，民主制度是对公民美德的赞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挽留它。恐惧使人们沉默，利益使人们积极，而意识形态则使人们狂热。它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将混乱和无序的世界“翻译”成有意义的世界，成为现实的过滤器。然而，这种盲目是系统的“反思考”，是制度对现实的近视。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我们所看到的未来往往是一种人们早已熟悉的过去，由于人类令人惊讶的健忘，这种过去看起来常常像崭新的未来。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时，当“平等”成为唯一的信仰时，恶势力的大门也可能被善良的手指所打开。因此，在这个黑白分明的画面中添加更多的色彩，试图在每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之前都增加一个“小心翼翼”的限定语。历史如果真有所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不仅仅是勇敢地与邪恶作斗争，更是警醒地与狂热作斗争。如果“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和扩散，它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期”。同一件事情的诠释至关重要。不平等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平等并非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它只是我们珍视的各种价值中的一种。在追求“向上的平等”时，平等必须与其他价值如自由、秩序、创新和责任感共同存在，而这种平衡是最困难的。各种善的争论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只是特定情境中的“权宜之计”。追求平等的方式可能有一种是正确的，但有一千种方式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怀着谦卑和审慎的心态，去寻找隐藏在荆棘丛中的第1001条道路。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发展。在人们学会容忍、学会耐心、学会同情、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中解脱出来之前，没有任何政治可以成为改变生活的魔法棒。政治既是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时常限制可能性。正是知识的不确定性，使我们需要在每个时代、每个环境中不断回到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思考来助长人类尊严。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叠加的高塔，那么社会科学的知识更像是西西弗斯不断推石头的过程——推上去，又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徒劳的，但事实上，原地踏步可能正是对自由下降的抵抗。政治的复杂性令人感到绝望，但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思考变得有趣，使得自由成为必需品，也使得未来涌现着无尽的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