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的建构是一个复杂而多元化的过程,需要考虑到各种意见、观点和行为体的参与。传统上,全球秩序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延伸产物,然后发展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副产品。然而,这种观点掩盖了其他行为体参与全球秩序构建的作用。
虽然全球秩序中的许多主导理念和制度源于欧洲和美国背景,被认为适用于所有国家,但事实上,这些理念和制度仍然存在争议。例如,主权是一个欧洲的概念,安全理念则源于美国。不同国家对主权和安全的理解和践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争议创造了非西方国家等行为体提出本地化观念和制度的空间,并有助于秩序的建立。为了理解当前全球秩序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更广泛的施动性概念,包括观念性、规范性和物质性。非西方行为体对主权和安全原则的建构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了秩序的形成。
塑造秩序的观念和制度的存在和争议往往被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但它们是全球秩序的基本机制和构成要素。多样性的存在挑战了构建普适性人类秩序的传统观念,真正的普适性应该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点。
因此,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消除地区间差异的全球化世界中。虽然不同地区具有一定的同质化特征,但本土和地区行为体对秩序的理解和实践方式仍然是重要内容。区域性制度和区域主义的多样性是塑造全球秩序的主要因素。
随着西方主导秩序的衰落,多元化可能成为管理世界政治的必要要素。新兴的全球秩序将不再是由单一强国主导建立的,而是依靠更广泛、分散的施动性和领导权来实现。
本书认为全球秩序的实现取决于是否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参与,而不仅仅是以最低标准来理解秩序。全球秩序的实现需要扩大秩序的代表性和参与度。
在分析全球秩序的建构时,施动性问题是根本重要的。传统的施动性观念更关注权力,特别是物质权力。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对施动性概念的理解和实践仍然面临挑战。
综上所述,全球秩序的建构是一个复杂而多元化的过程,需要考虑到各种观点、意见和行为体的参与。多样性和施动性是塑造全球秩序的关键要素。新兴的全球秩序将需要更广泛、分散的施动性和领导权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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