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丛考》马勇 | 聂崇岐先生研究宋史缘起

在洪业的指导下，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从基础文献的清理整理开始，引得编纂处有意识地对宋代传世文献特别是大型图书进行清理。他先后编纂有《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等书籍，还有一些书籍尚未完成，如《宋人文集篇目综合引得》等。这些都是宋史专业必读的书目，因为聂崇岐的工作需要对这些文献的成书、传播、收藏、现状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然后从中甄选版本，逐字逐句地标点、划勾、分段，抄录并核对。这一系列的工序虽然繁琐，但对于理解宋代文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聂崇岐本来就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优秀学生，在完成引得编纂工作的同时，很快开始进行宋代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934年，他在《禹贡半月刊》上连载了《宋史地理志考异》，很快就被收入到1936年版本的《二十五史补编》中。

《宋史地理志考异》一书长达五万余言，对《宋史•地理志》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列举了各种文献记载的错误、异同以及未能确定的地方，供他人参考。对于那些他能确定的问题，他在按语中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至于为什么使用“考异”而不是“校正”，则是出于谨慎的态度，以示“不苟同，也不苟立异”。《二十五史补编》不仅增补了许多其他学者的作品，还收录了聂崇岐的另外一篇作品《补宋史艺文志》。《宋史地理志考异》和《补宋史艺文志》这两篇长文成为当时学术界最重视的考订作品，奠定了聂崇岐在宋代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

聂崇岐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宋代制度史。1938年，他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宋代制举考略》。这篇长文广泛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和材料，深入剖析了宋代各项制度的演变和特点，对于宋代策论的宏旨进行了精辟的论证。他常常使用比较方法来突出问题的实质。在论及制举制度时，他指出制举制度所持的取士策论远超过贡举制度所注重的诗赋帖经，因为通过策论可以考察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并通过论文来查看学问修养。文章进一步审视了宋代制举制度的社会作用和实际效果，并给出了犀利的客观评论：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而真心实意去行动者往往不爱多言。策论能够衡量才材，但并不仅凭几千文字就能反映一个人是否能负责任。科举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选拔非同寻常的人才，历代都非常重视，宋代也不例外。然而，具体实施时却与初衷相悖。御试策题可能过于繁琐或支离破碎，有些类似于现在大学入学的国学常识考试。通过这种选拔方式，所得到的并不一定是非常之人，这并不是什么奇谈！文章最后指出，汉代选拔贤良之策是为了能够听到直言之语，而宋代制举制度却重视文采，反而排斥直言者。汉代选拔贤良是为了治理国家，而宋代的举制科却成了一种晋升途径。聂崇岐的这种分析已经接近当时的时论，令人深思。

1939年6月，聂崇岐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宋词科考》，这篇文章被评价为《宋代制举考略》的姊妹篇。

以上节选自马勇的文章《聂崇岐及其〈宋史丛考〉》，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