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清华艺术博物馆参观了“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其中一封徐中舒致董作宾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通过考证,我确定了这封信的时间是1941年11月19号。信中提到了黄文弼给徐中舒写信,表示他非常想去敦煌进行考察,并将此事告知了董作宾。
我进一步查阅了《丝绸之路考古》一书,其中刊登了黄文弼给傅斯年和朱玉麒的信件以及相关考释。当时中英庚款会正在筹划组织西北史地考察,黄文弼非常希望能参与其中。然而,傅斯年对他之前两次参与西北考察的工作方法不满意,希望以中研院为主导进行这次考察(这符合傅斯年一贯的作风)。因此,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傅斯年多次委婉地拒绝了黄文弼的参与请求。我推测,正因为此事,黄文弼才决定写信给董作宾。
在考证徐中舒的信的同时,我顺便整理了黄文弼在抗战期间的情况。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没有很清楚地梳理出黄文弼在1941年的状况(我甚至不确定他当时是住在四川还是陕西)。尽管这本书中有一篇论文研究了黄文弼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在川谋职的历史事件,但所依据的档案主要是来自陕西方面,推测川大档案馆可能依然没有开放对外。
顺便说一下西北考察的后续发展,1942年,中研院等组织了一次西北考察,向达、劳、石璋等人参加了考察。随后,在1944年,中研院再次组织了西北考察,由向达、夏鼐等人负责带队。而黄文弼在1943年参加了其他组织组织的西北考察,终于如愿以偿地进行了他第三次的新疆考察。
通过这次整理和考证,我对徐中舒、黄文弼和西北考察的历史背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也提醒了我,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事件和人物,透彻地理解他们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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