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西方殖民史上,公司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时期的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符号,还充当了地区统治者的角色,将商业活动扩展到了更为复杂和危险的政治领域。
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公司模式的殖民,我们可以以荷兰为例。当荷兰政府将对香料群岛的策略传达给科恩时,由于信息传输的时空差异(一年的航行时间),科恩有足够的时间来贯彻自己的意图。这种高度不对称的信息和时空维度导致了殖民地的高度自治。在17到19世纪的300多年历史中,没有蒸汽船,海洋上的航行完全依赖帆船。甚至连来自美洲殖民地的小麦都很难在不变质的情况下运送到旧大陆,更不用说政治指令了。在这些“文化的异域”中,传统的治理方式根本无法适用。相比于费时费力的治理,统治-支配关系显得更为实际。因此,宗主国在殖民地不需要建立完整的政府机构,这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宗主国只需要一个高效而纯粹的暴力机器来压制局部,同时高效地获取财富。他们还可以利用殖民地本地部族之间的矛盾来分化力量,维持“商业”稳定。商业性和非治理性的压制并存,以及高度自治,需要一种新的形式来实现。因此,公司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一般认为,1505年的“商人冒险家公司”是最早出现的公司,也是最早与殖民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公司。随后,公司直接介入殖民地的统治,成为一种明显的“混合政体”。
公司进入殖民地并不完全是一种新的创造,更多的是一种妥协。无数无法克服的现实迫使欧洲国家收缩其势力,“服从”于自然空间和文化局限。即使是在公司出现之前,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也是依靠总督个人的贪欲来提高压榨效率,以高效的方式将大量财富(如金银)运回欧洲。甚至用商业逻辑来实现加勒比地区糖业对欧洲市场的垄断。随着各类商品在殖民掠夺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个人专制的总督越来越无法满足商业运营的需求,也无法通过个人统治实现高效的统治。于是,更专业的公司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成为了殖民的最佳“工具”。本书提到的六个公司分属英国、荷兰和俄罗斯,涵盖了从北美到非洲和亚洲的地域范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尤其是研究殖民史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公司模式的消亡除了因为19世纪后期交通速度的极大提升,以及20世纪电报的普及,使沟通成本大幅下降,殖民政府有能力在殖民地建立直接的统治和商业经营之外,也归因于公司模式本身的重大弊端。正如作者所说,公司经营者和股东群体利用母国声誉谋取个人利益,导致母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例如,斯特伊弗桑特统治下的新阿姆斯特丹(即曼哈顿)导致英国人到来时市民的不满和离心离德。又例如,乔治·辛普森所领导的哈德孙湾公司限制移民人口最终导致他们失去了俄勒冈。这些都给宗主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此外,公司也存在腐败和低效的问题,甚至最终需要宗主国来供养(如俄美公司)。因此,公司在历史舞台上的淡出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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