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县志》回不去的平乐县

颜歌的文本艺术才能早在她还是年轻的八零后作家时就已经表现出来。她对于青春的描写非常细腻，但却很少直接抒情，常常通过他人的口吐露。她以多种人称叙述方式展开故事，但最终仍然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回望故乡。在她的笔下，我们能看到各种人的形态，但却很少能看到“我”的直接表达。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足以完整地展现她对故乡的观察和温暖。同时，生活在小镇上的“我”并不会被承认，因此她必须借助他人的话语才能得到一些微弱的投射和身份认同。

在一众八零后作者已经完成了关于青春的探讨后，颜歌继续写关于平乐镇的故事。然而，她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作为个体对于“平乐县”的意义。平乐县的故事在文中脱离了特定的个人，成为一部记录着平乐县“地方志”的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一些碎片化的观众和参与者的生活，但却像灰尘一样散布在平乐镇的每个角落，微不足道。颜歌将这些小人物串联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充满人情味的故事。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她完成了与自我的对视，这也是她作为作家的成长。

《平乐县志》这部作品中，县志办的傅祺红是一个典型的经历过特殊时代的人物。在书中，他不断地在做一个“严谨的好人”和“自私的正确之人”之间挣扎。最终，他被现实的官场、婚姻和亲子关系淘汰。他的家人，商人，上司和下属也都在无法记录的灰色地带中经历着类似的挣扎。最终，人们对于“县志”是否真正起到记录作用心存疑虑。

叶晓萱作为这个时代的八零后，认识了傅祺红的儿子傅丹心，直到他们的关系走到尽头。每一次错误发生后，都会有猪的形象出现，这似乎指向了不同时代下个体命运的循环，以及走向绝望的过程。这种无解的情况无论如何深挖，都最终只能是无解，作者选择了放过懊糟的生活，向前走去。结局过于匆忙的批评并不准确，因为在之前的故事中，结局已经反复提到过，这并不是作者在逃避责任，而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暗示。

作者将《平乐县志》与后现代文学和明代的三言两拍结合，这似乎在为作品赋予更高的文化内涵。然而，对于熟悉颜歌的读者而言，就会明白她对方言的使用和不加备注的写作方式给予了她更多的自信。她并不强调作品在后现代文学中的归类，无需强加标签。她的作品有独特的可读性和流畅感，人物形象通过对话展示而不需要过多的解释，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阅读体验。她的作品可能只是一种下饭的品酒，而最终的感受取决于读者自身。

从《五月女王》到《平乐县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颜歌对家乡和父老乡亲的倾诉。她无法回到过去，我们也同样无法回到过去，所以她通过叶晓萱的口说：“往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