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进化》主要还是那个计算机实验

这本书并没有给出什么颠覆性的结论，但却使用了“博弈论”、“计算机编程”、“计算机实验”这些概念，且不说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即使在今天，这些概念仍然时髦。关于那个著名的囚徒困境，以及这个有利于合作的计算机实验，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赋值。赋值相当于参数，直接决定了游戏的结果。比如在囚徒困境中的赋值是3-3，5-0，1-1，这种赋值有利于合作。而足球比赛的赋值是3-0，1-1，显然是不利于合作的。至于如何赋值，或者如何赋值才算实事求是，是与不同动物的自身禀赋、生存策略有关的。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当然能够从合作中获取收益，一些独行生物如蜘蛛、鹰、老虎便无法从合作中获益，他们的赋值便不同。至于那个一报还一报策略，显然与东西方文化中鼓吹的传统策略相似，如旧约中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孔子的“以直抱怨，以德报德”。既然合作能够产生正的收益，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囚徒困境？这实际上正是熟人社会容易产生道德的原因，囚徒下次合作的机会往往非常少，因此便会抱有“一锤子买卖”的心态，便难以合作。农耕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定居文明，注重不动产投资，人口流动性差，是一种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一起的熟人社会，彼此之间都知根知底，容易形成貌似淳朴善良的道德生态。由于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村寨的共同利益，彼此之间能够保持某种程度团结，就是所谓的抱团，它的另一面便是欺生、排外、保守，有发展宗法制的倾向。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农耕文明固然有其淳朴善良的一面，但其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特性使其缺乏合作意识。熟人社会内生的、默认的习惯性道德约束也使其法制观念淡漠，法制建设滞后，缺乏规矩意识和契约文化。这些情况，加上欺生排外心态，在现代招商引资活动中会集中表现出来。另外一个问题是这种计算机对战模拟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表现的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而且是一对一的最简单交易的情况。除此之外，作为高级社会性生物，还要面对一个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西方社会有个人主义和自组织的传统，政府的规模和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每个人……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东方则有另外一种传统，就存在一个挖集体墙脚的问题。集体生产当然需要“合作”，却不是那个实验所能模拟的。第三，书中说：“一报还一报”由于与其他多种多样策略相处得很好而赢得了竞赛。平均来说,它比竞赛中的其他任何策略都做得更好。但是“一报还一报”从来没有一次在游戏中比对方得更多的分!事实上,它不可能比对方多得分。它总是让对方先背叛,并且它的背叛次数决不比对方的多。因此“一报还一报”不是得到和对方一样多的分,就是比对方略少。“一报还一报”赢得竞赛不是靠打击对方,而是靠从对方引出使双方有好处的行为。“一报还一报”如此坚持引出双方有利的结果,从而使它获得比其他任何策略更高的总分。因此在一个非零和的世界里,为了你自己做得好,你没有必要非得比对方做得更好。特别当你要和许多不同的对手打交道时更是这样。只要你自己能做得更好就让他们每个人做得和你一样或略好些。没有理由去嫉妒对方的成功。因为在长时间的“重复囚徒困境”中,其他人的成功是你自己成功的前提。这说明在这个计算机对策战的理想条件下，“一报还一报”是符合某类“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的，使社会更加扁平，趋同，不会产生贫富分化。现实世界当然并非如此。博弈对策的选择受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参数，还是函数形式。比如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比喻假定个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使函数y=f(x)求最大值，在多人博弈的情况下，情况就负杂了。以最简单的两人情况为例，就至少有以下三种情况：（1）Y=f(x)（2）Y=f(x1)+f(x2)（3）Y=f(x1)-f(x2)第一种情况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最大化。第三种情况关注的是我比对方多得多少或者对方比我多损失多少。当然，理论上还有第四种情况，与上述第三种情况恰恰相反。(4)Y=f(x2)-f(x1)第一种情况是亚当斯密表述下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理想的集体主义情况，比如一些社会性昆虫。第三种情况是小人社会。第四种情况是君子国。古往今来的许多社会理想都是在追求第二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对于社会性动物是最有效率的，但却是不稳定的，容易堕落成第三种情况，《动物庄园》模拟的就是这种堕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