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史》书摘

在《盐铁论》和《论衡·对作篇》中引用的孔子的名言：“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中国史家有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坦诚直接地书写历史，不回避任何问题；二是不迎合当时的潮流，而是注重后世的理解。然而，我认为，在推动“五四”时代那场重大思想运动之前，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用理性来说服人们，用逻辑推理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打破偶像崇拜，解放个性，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为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铺平道路。

然而，罗素却主张西方人能教导中国人的并非道德和有关政府的伦理准则，而只是科学和技术，更准确地说，只有科学方法。相反地，西方人反而应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正确的生活目标观念”。总之，在“五四”新思想运动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传统的儒学和道德因受到西方功利主义、不可知论、实验主义以及中国汉学考据学的联合攻击而受到质疑。之后，欧洲的直觉主义和唯意志论则增强了宋学（理学）的影响力，引发了多次论战。这些论战又导致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流行起来。在这一主流思潮中，中国的历史、典籍、宗教和文化都经历了根据不同体系进行的批判性重新评估，而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

综上所述，推动“五四”新思想运动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估价，以追求新文化的创造，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同时，在面对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优势时，我们不应乞求道德和政府伦理准则的教导，而是应更加注重科学方法，并从中吸取正确的生活目标观念。这个时期的思想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重评，涵盖了中国的历史、典籍、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由此引发了复杂而激烈的争论。这些重大变革不仅影响了那个时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