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中古时期唐代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财富转移的现象。大唐时期的远征导致了大量胡兵番将的加入,尤其是四镇几乎都是来自北方或东北方的杂故雇佣兵。这种雇佣兵的存在使得藩镇自主权过大,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而杨炎则通过改革税制,使用两税法来征收货币代替物品,这标志着实物经济的结束和货币时代的开始。在宋代,通过榷税制度的运行,特殊阶层得以供应各种物品,榷税项目众多,包括渔业、盐业、茶业、马业、铁业、金业、铜业、瓷器、木材、酿酒、军器、织造和铸币等。
与此同时,唐代的知识分子趋向于沉潜。韩愈和柳宗元呼吁人们从古代经典中寻找智慧并树立起自己的原则。武将张巡和徐远在睢阳坚守,是为了保护东南地区,使江淮以南免受灾祸。然而到了宋代,通过差遣制度的完全打乱了政府原有的按功能分派工作的结构,因为皇权不给予其授权,所以没有延续性和专业性。此外,皇权对士大夫的生杀予夺也是任意行事。因此,唐代的社会重心放在了上层,而宋代则转移到了民间,很多资源掌握在“外一章”的地方士族之手。
作者还提到了明代与欧洲的对标。许倬云认为明代是一个可以与欧洲商业化社会相媲美的时期,但它却没有像欧洲一样取得同样的发展。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欧洲各国没有像中国一样有强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他们只能向外开拓市场;而在中国,国内市场对产品的吸纳远超过外贸,所以没有开拓需求,也就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次,欧洲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了新的动力,即蒸汽机;而在欧洲,人们依仗船坚炮利,通过权力和暴力剥削他人来进行扩张。
此外,作者还涉及到了一些习俗,例如殷商墓葬。王者的陵墓内部设有墓室,通过亚字形的斜坡通向中央墓室,每隔两三阶就会有一个半跪的侍卫;墓室内还保存有殉葬的朝臣和嫔妃的骨骸;大墓封顶则是成千上万的奴工骨骸,周围还有无数士兵的骨骸。另外还有一种商人祭典,甲骨卜辞中的“用羌十人”指的是以羌人将人作为“宜”可能是指牺牲,也可能是实用。这些现象表明对于底层人民的压迫是无处不在的。
在南北朝时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纠缠,逐渐混合。这种混合大多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为主流,建立在天性、人性和伦理的基本要求之上。儒家的核心是人皆圣贤,需要不断自省。佛教承诺未来的解脱,而寺庙在社会功能方面远超儒家,例如医药、借贷、赈济等。道教则主要关注人间秩序的安顿,吸收了传统巫医的元素,包括内丹、外丹、法术、祈祷和奇门等。在民间信仰方面,比如武当派对自然力的崇拜就体现为对“北方玄武”这一形象的崇拜,它是龟蛇同体的形象,为民间提供了一种超越皇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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