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崛起之后,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是帝国的问题引起了欧立德的关注。他指出,在19世纪之前的中国文献中几乎没有出现“帝国”一词。而在西方,中国被称为帝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前的时候,如古罗马人将之称为“Seres”,到13世纪马可波罗出现后,用Catai(契丹语)来指称中国,但仅包括中原北部疆土而非整个中原。直到中国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才正式提出“中华帝国”,然而法译本却称之为《中华大王国全史》,曾本人对此也并不明确。欧立德指出,满清入关被视为中国从王国转变为帝国的转折点,如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和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等欧洲人的论述。这些论述认为,满清具备帝国的特征,如君主专制政体、满汉结合的多民族国家等。
然而,中国自己何时开始接受这一称谓呢?欧立德回顾了黄兴涛、刘禾和马西尼的研究,注意到严复《原富》中的按语、马礼逊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以及梁廷枏的《夷氛纪略》。欧立德将签订于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视为决定性时刻,首次在官方文献中将清朝指称为“帝国”,并逐渐传播给中国的知识阶层,如梁启超、张之洞、章太炎等人。有趣的是,当清朝自我体现为“帝国”的时候,中国人更愿意自居为“民族国家”。这是因为在追求富国强兵,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标榜“民族国家”的标签比“帝国”更具优越感和进步性,而且更能获得当时中国人(汉族人)的认同感。因此,对于理解中国近代转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中国是帝国而非民族国家的角度开始讨论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欧立德指出将中国自秦朝之后一直延续下去的“帝国”说法视为被误导的,并批评了回归帝国的论调,认为这意味着复兴昔日帝国的辉煌业绩。
另外,在与定宜庄合著的论文《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中,也提到了关于中国和帝国的理解。该论文强调了全球化的视角和比较的视野。首先讨论了“大一统”论和“前现代帝国”论,认为“大一统”的概念只代表了清朝中央的立场和态度,对于边疆和非汉族群体的重视不够。在比较的框架下才能回答清朝是否是一个帝国,承认将清朝看作帝国是借鉴了罗马帝国的经验,通过具有条件的主权分层体制来统治和管理边疆地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将清朝与曾与之并存的其他大帝国进行比较。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是帝国的讨论有其重要意义,以及对于中国近代转变和现代起源的理解。这其中涉及到中国学术著作、西方对中国的称谓和中国自身的认同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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