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针眼》“多数主义”作为晚期罗马帝国的宗教特征

在分析宗教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两个核心词进行澄清。"Oekumene"在希腊语中意为"人类居住的地方"，即城邦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相对。随着希腊人视野的扩展，波斯和埃及先后来被纳入希腊的Oekumene世界观中。

"Orbis"也源自希腊语，意为"地球"，在共和国时期和早期罗马帝国，罗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用这个词来指代"地球"或"地盘"，后来"Orbis"的意思变成了"世界"。"地球"一词源于北方地区的萨满主义，例如恩培多克勒，部分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除了地球，还有其他球形世界。部分罗马人用"地球"或"地盘"来解释河流、季节等自然现象；而"世界"的意思则与罗马帝国晚期的铭文和画作相关——例如描绘皇帝手握地球仪，或从上方俯瞰海洋环绕大地的盘状结构，"Orbis"也被描述为"处于皇帝的怀抱中"。

在讨论罗马的多神教时，人们容易混淆"多元主义"和"多数主义"，在讨论基督教时，"普世主义"和"多数主义"也常含混不清。Brown的观点值得注意，即无论是罗马的传统宗教还是基督教，最初都不包含"多数主义"，"多数主义"的问题源于传统宗教和基督教的争论，以及争论背后的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社会形势。简而言之，"多数主义"实际上是帝国社会中传统多神教和基督教相互妥协和融合的结果，实际情况并不能简化为基督教"战胜"多神教。基于奥古斯丁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变过程。

罗马多神教的"多元主义"指的是对不同宗教内容的承认，无论是事实上还是价值上。多元主义的宗教观与古代民族志有天然的联系，希罗多德被尊称为"蛮族之友"，引入了埃及和波斯的宗教传说和信仰。普鲁塔克在吕山德传和亚历山大传中赞扬了埃及的虔诚信仰，塔西佗叙述了日尔曼人独特的信仰，波利比阿的目标虽然是为统治世界的罗马写历史，但至少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罗马的信仰最为特殊）。多元主义的多神教并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随着罗马政治扩张的不断扩大，体现了罗马的自信。

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并不是指世上所有人都能得到救赎，而是指无论出身和生活环境如何，能得救的人注定能够接近神。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保罗主义的结果，即从原本的迫害者保罗变为使徒，引出了恩典的超越性。在此基础上，马克安和爱任纽等基督教教师发展了"灵知"的学说。对马克安来说，“普世主义”的理论仅仅是证明得救者与上帝超越性关系的证明，超越了与特定城市生活相互关联的多神教。

根据哈纳克的观点，这也与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流浪"属性有关，马克安恰好是位船主。"多元主义"与大地有关，而"普世主义"与海洋有关，这体现在作为地方神的宙斯与至高神朱庇特-宙斯-阿蒙之间的区别。作为地方神的宙斯是迈锡尼文化的体现，而作为至高神的朱庇特-宙斯-阿蒙则去除了宙斯身上的特质，并充当流浪英雄和商人的保护神，确保他们在异乡也能获得认可。后者形象与地中海世界的海上活动密切相关，正是跨区域的人类活动促使超越性的神明信仰产生。充满宗教保守主义观念的哈纳克实际上响应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揭示了基督教的"地中海"转型。

Oekumene的第一次变形影响了民族志向普遍史的转变，同时也出现在"多元主义"转向"普世主义"宗教信仰的变形中。语言和概念的内涵嵌入到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社会转型中，通过航海连接起被自然所隔绝的世界，跨界的人类活动和文化交流不断地"创造"相似性，为观念运动提供了动力。原本相互对立的绝对宇宙论帝国的自我主张以及与特定地区小规模Oekumene定义有关的状态被统一的Oekumene所取代，并不断扩大，成为至高神的独立基础（逐渐独立于父权），修昔底德的人性不变观念也以此为基础。

Oekumene的第二次变形与Orbis的变形步调一致，与"多数主义"有关。正如前面所说，"多元主义"、"普世主义"和"多数主义"不能混淆。"多数主义"指的是所有人（除坚决拒绝朝向神的人）都可以凭借信仰而获得救赎，并且在信仰事务上原则上彼此平等。多数主义既不依赖于地域文化，有着普世主义的跨文化性，又取消了普世主义的超越性，即其神秘主义特征。多数主义意味着宗教真正处于一个竞争的领域，在同一个Oekumene或Orbis内，不同的宗教要争取到自己的支持者。这体现在虔诚的多神教信徒塞玛库斯和他的前辈们对基督教观点的不同看法上。基督教早期已经渗透到罗马社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教教师并没有被视为对传统严重的威胁，即使在大迫害时期，许多罗马人也持有将基督教主纳入多神体系的想法。既然长时间的布道和主教的社会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罗马社会，那么引入基督教以增添帝国的内容也是可行的，君士坦丁大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多神教思维的延伸，而不是源于虔诚的信仰，更不可能是对神超越性的主张。因此，君士坦丁大帝没有解决宗教问题，而是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基督教徒拒绝成为多神教中的一派，坚持一神论，而多神教信徒意识到基督教的这种信念与传统多神论秩序的不兼容。塞玛库斯认为，基督教削弱了罗马的开放精神，换言之，基督教的一神论恰好是对罗马多元主义传统的反动；为了反击塞玛库斯，米兰的安布罗斯没有使用普世主义或超越性的论据，而是集中攻击多元主义。在安布罗斯看来，罗马帝国的历史运动事实上已经取缔了多元主义，一个世界性帝国的精神内核和统治形式应该是一致的，而至高神为这种模式提供了根本性保证。问题由此转变为，哪种宗教能够征服更多的人。安布罗斯的胜利证明了基督教的转型，从普世主义宗教转向多数主义宗教，标志是将一神论和君主制相提并论，与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相一致，不过与后者相比，安布罗斯更明确地提出了多数主义的标准。一个统一的Oekumene被充盈着单一和绝对神性，类似于处于一位皇帝照管（和照耀）下的统一的Orbis，随着神和皇帝的重合，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事实上合而为一。

在历史学领域，多元主义的民族志、普世主义的柏拉图式历史现在让位于目的论式的帝国历史，历史的发展最终汇聚于罗马帝国及其统治。在面临基督教挑战之前，多神教缺乏将自身视为独立实体的概念，不同地区的居民有不同的信仰自然而然的事情，以及哪种信仰拥有更多信徒的问题最终变得无关紧要；而在与多神教并存之前，基督教的主要问题是证明神的超越性，确认自身的独立地位，以及创世等理论问题。双方向多数主义的转变具有特殊的语境，即地中海世界的"帝国"转变，这一时期城邦话语向帝国话语的转变基本完成。Brown更准确地描述了地中海世界的变化，以及政治社会变动和宗教运动的相互关系，为Dodds的理论提供了更深入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