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一次大失败的总记录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深入探讨了明朝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其在政治体制、经济、军事和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内部矛盾与失衡。他指出，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主要以道德代替法制，而在明代达到顶峰，这成为导致种种问题的根源。

黄仁宇先生选择以万历十五年为截面，这一时期正值1587年，同时西班牙舰队正在对大英帝国发动攻击。虽然西方世界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但尚未形成明确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之下，处于明朝统治下的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恰在这看似风平浪静的时期，中国却错过了改革的绝佳时机。

导致中国改革萌芽被扼杀的原因，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以“潜水艇三明治”模型为例，他指出上层的文官集团是主要的问题所在。这些文臣们奉儒家伦理道德为圭臬，对封建制度墨守成规，坚持以道德伦理代替法制，并认为国家稳定依靠的是“整齐划一”和“群体政治”，而将“个性”和“创造性”排除在明代政治之外。

以万历皇帝为例，他曾试图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但在庞大的文官集团面前，皇帝只成了维护封建王朝稳定的工具，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虽然万历皇帝名义上是至尊天子，但其实际地位却像个被牵着鼻子走的木偶，成了“活着的祖宗”。当万历皇帝最终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制度需要的产物时，他开始消极怠工，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

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曾担任内阁首辅，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行政风格，但却都未能善终。张居正在担任首辅期间主张新政，试图施行一条鞭法改善国家财政体系，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整顿官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然而，这一系列的改革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终导致他死后被清算。申时行吸取了前人的教训，采用温和中立的处事方式，代替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察觉到文官集团内部存在“阴”和“阳”的张力，选择调和折中的政策来维持文官集团和政治体制的平衡。然而，在文官内部激烈的斗争下，申时行的主张难以为继，最终他在调和立储问题失败后卸甲归田。

海瑞则是一个模范官僚，他奉行了为公共福利而牺牲个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但却未得到文官集团的接受。黄仁宇先生通过“阴”和“阳”的双重解释，阐述了文官集团的两面性。作为读书人，他们追求“仁民爱物”，但又有追求个人功名的私利。在微薄的俸禄下，他们愿意接受常例和津贴，同时形成了众多的社会关系，如“乡谊”和“年谊”等派系。然而，海瑞作为一个模范官僚，他过于清廉和正直，不符合文官集团的普遍“私”的一面，因此不被接纳。

科举作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根本选拔制度，导致了武官长期处于文官的严格控制之下，军队人才、战斗力和后勤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戚继光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然而，由于他打破了文官集团努力维持的平衡，加之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最终他被清算，在万历十五年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李贽作为一位心学家，他攻击了虚伪的伦理道德，批判了文官集团的虚伪，并追求个性。然而，伦理道德导致整个封建社会的僵化，明朝的政治体制要求一元静止的意识形态，绝不允许思想的开放自由和多样化，因此叛经离道的李贽无法被文官集团所容忍，最终他被捕，并在狱中自刎。

总的来说，作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儒家伦理赋予皇权合法性，并形成政治体制。儒家伦理道德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明代达到巅峰。然而，满嘴礼仪道德而不讲法律的明朝文官集团控制了国家政治，而武官地位低下，政府行政严重僵化无能。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不平衡，而落后的道德观念则束缚了社会的进步。西方悄无声息地向近代化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官仍然追求“道德代替法律”，以追求自身的安全感，最终导致万历皇帝消极怠工、首辅大臣举步维艰、清官武官无法施展才华，知识精英无所作为，最终使大明王朝走向固步自封的命运并最终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