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诗词时,我们读到的是什么呢?是风花雪月,是满腹诗纶;是临表涕零,言发由衷,“不读诗,无以言。”;是叩问生死,是把酒言欢,是追根溯源,是传承文脉……《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子也强调了诗经的教化作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在本书的开头,骆老总结了三个理由。第一,建立和本民族的文化联系,明白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方法和审美意趣。第二,熏陶情操,培养情趣。第三,建立语言的敏感性。作者除了在讲述作品本身之外,更向读者传达了一些在诗外的“功夫”。
诗词,或更广泛地说,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能够构造一个理想的“桃园”,这个现实本身的事实其实并不重要。就像屈原,是否真的遭到了不公正对待政治构陷,这并不重要,甚至是他可能遭遇的政治失败,心有不平而去抹黑对手。这不是在质疑屈原,而是在强调这一前提并不重要。被称为“卖国贼”的汪精卫,少年时也曾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当真是“兴酣落笔摇五岳”。简而言之,诗人的本身品性已不重要,他化身的诗里的“角色”才是我们或该对话或该扮演的“对象”,这样的“角色”让我们得以经历、得以感受、得以交集,用更多元的视角,不仅调动五感,更有可能超越感官,以更浓墨重彩的笔触去沟通心灵。在这样“美好”的世界里,感官是被放大的,情绪是能得到认可和共鸣的,我们也得以一时脱离或俗气或现世的尘间,摆脱肉体的藩篱,获得精神的超脱。“大道不孤,德必有邻。”
然而,仅有共鸣的体验是不足的。诗的语境是多样的,而要体悟这种情绪,共情的天赋和历经人世的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就可能会落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境地,成为理解不了诗的冷漠者。正如上文提到的,读者对作品的丰富理解可以丰富读者本身。 骆师在讲述《汉乐府》时提到,它比《诗经》更为可贵的地方在于对于底层百姓生活的描写和记录。尽管《诗经》有“野”的作品,但叙事视角还是以贵族为主,所以孔子称“不学诗,无以言”是贵族的行为准则。而《乐府》将视角拓宽,包括后代诗词对于底层的描写,无论这种视角是出于记录、谏政的要求,还是士大夫对底层关切的需要,在内容上是对诗词作品边界的进一步开拓。借此类比,我们也可以把握其他与我们不同的人物和环境的故事。诗词歌赋的内容不断丰富,有可能超出了个人的认知,使之无法产生共情。但更为重要的是,作品再次成为媒介,使人生的长度不断加宽,你可以经历你未曾经历过的人生,到达难以触及的世界。一个贵族,如果得以了解平民的生活,那才得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深刻关注自己的必要,那是你的另一种生活,在这样全然不同的境遇中,你又会有怎样的感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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