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居室藏汪宗衍致王贵忱函》前言：《屈大均全集》背后的二百八十一通信札

一九八一年，王贵忱先生（1928-2022）在香港藏书家黄荫普先生的介绍下，结识了港澳知名学者汪宗衍先生（1908-1993）。汪宗衍先生是著名学者汪兆镛的第六个儿子，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对岭南文献、金石书画和历史典故了如指掌，更是当代屈大均文化研究专家。王贵老孤苦失学，年少肩挎行囊，随军南下，有幸读到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广泛结交一些知名学者，尤其热衷于地方文献文物的搜集，深受岭南文化的熏陶。汪公比贵老长寿二十岁，因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成为情投意合的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从1981年4月开始，两位老人开始通信，直到1992年12月，共计12年。贵老现今收藏了汪公的信函281封，当年贵老亲自用毛边纸将其装订成八本册子，没有装订的信件则后来改用塑料夹保存。这些信函多用圆珠笔书写，也有个别使用毛笔写。最近，我们将这批信函编写成《可居室藏汪宗衍致王贵忱函》一书，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细读老人的来信，如春风拂面，从岭南文化谈到佛学文化，从阮元谈到鲁迅，从潘六如谈到卢达文，从端硯谈到古砖，从广州旧书肆谈到修补古籍，涉及天南海北，不遗余力。但谈论最多的话题始终是岭南大儒屈大均。汪公著有《屈翁山先生年谱》，而贵老也研究屈大均二十多年，在这281通信札中，有190封谈及屈大均和《屈大均全集》的出版事宜。

1983年，得知国家将整理屈大均文献著作项目交给了江苏省，贵老以屈大均是广东番禺人为由，请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将该项目交给广东整理。李老同意了，并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直接给贵老发文，请其负责具体工作。1983年7月1日，贵老去信告诉汪公《屈大均全集》的编辑整理工作启动的消息并向其请教，汪公7月5日回复说：“七月一日大教奉悉。关于中华书局辑《屈大均全集》事，不胜喜慰，且由台端主持其事，尤为欣悦。承询各节，复言如下：一、……”，详细提出了十点意见。此后，汪公亲自参与编辑工作，不遗余力地挖掘屈氏佚文、佚诗，谨抄录汪公1984年3月24日的一段信以证明老人的用心：“《翁山诗略》已校一过，写一小跋，得佚诗五律六首、七律四首（其中一首多异文）。又以《诗外》与《诗略》两本编次，忽东忽西，不易检校，写为校记，记其异文并注明乾隆本与宣统本卷、页，以供诸公参考。”同时，汪公利用他的人脉，四处寻觅屈大均珍罕版本。他得知屈大均后裔屈向邦曾藏有《四书补注兼考》，但殁后去向不明，他和许礼平先生积极寻查，1984年12月16日给贵老来信：“《四书补注兼考》一书，中文大学友人复电无有，我不信邪，已再托许礼平兄去图书馆及联合书院访查，我知道屈沛霖藏《广东文选》系售与中大或联合也。”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许礼平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四书补注兼考》，汪公立即将喜讯告知贵老：“许礼平来电话，已在中文大学善本书库找得《四书补注兼考》康熙刻本，凡五册，已嘱其复印。此书不能借出图书馆门外，并要自己亲手复印。”后许礼平先生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协调，完成了《四书补注兼考》的拍照任务。从1983年到1993年，汪公为出版《屈大均全集》竭尽全力。他1984年4月7日给贵老的信中写道：“《屈集》《年谱》等事，以余年得以负诸公之后，至为欣幸，稍尽棉薄。为国家、为先辈流通古籍，为吾人本份，何足挂齿。”1984年10月21日再写道：“因知一天未放手人间，《屈集》真不可须臾离也。”何其悲壮！贵老时为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方志工作起步伊始，工作千头万绪，但作为《屈大均全集》主编之一（另一主编为欧初先生），仍为本书编辑出版四处奔波，用尽心血。1990年8月至1991年4月，二老通信突然中断，原来此时贵老病倒了，病重住院大半年，通函信息可见贵老辛劳之一斑。汪公也年高体弱，常抱病工作，一直牵挂着《屈大均全集》出版之事，可惜1993年3月17日因病去世，没等到新书出版这一天。1996年，《屈大均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得以告慰汪公之苦心。

汪公信札除了屈大均话题外，离不开岭南人文风情和历史轶事，所言多为亲身经历，读来尤为真实可信。他1982年9月21日给贵老来信，回忆先父汪兆镛早年到白云山东麓寻明末才女张乔百花冢，“初往时，借护卫四人携兵器而往，哲夫乃其后耳”，此后几经战乱，百花冢湮没人间。1954年，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叶恭绰请人搜寻亦不得，直至1984年，才由广州文史考古爱好者在白云山梅花园找得遗址。述及当年广州发现南越国陶瓦，汪公曾“在净慧公园拾得高乐印左右等瓦”，他告知贵老：“去年苏恭庚春来港，弟略询之，云片瓦无存（指博物馆）”，其时贵老得温敬廷先生家人及卢子枢、黄文宽等岭南学者的帮助，已寻得不少南越陶瓦文献和实物。谈到府学东街和双门底旧书肆，汪公如数家珍。萃经堂主人卢达文先生既是汪公的朋友，亦是贵老学修古书的老师，真有讲不完的话题。还有南海潘宗周宝礼堂富藏百部宋本之故事，近人知者几何潘为粤人藏宋元本第一人，汪公、贵老均痴爱古籍版本，津津乐道。贵老曾藏有邓尔雅那方督拓百花冢石刻和广州图书馆金石文字的“面面印”，汪公1991年和1992年多次来信讨论，黄文宽先生与贵老考为邓、蔡篆，汪公则谓蔡守或谈月色刻，汪公1991年6月7日来函贵老：“邓、蔡印章事似不必写万言文，费神殊不值得，即千言亦可免，听读者自酌，此鸡毛蒜皮无费清神必要。”二老都为认真之人，争论起来颇可爱，孰是孰非，无有定论，印人亦有邓、谈各刻一面之言，至今持说不一，此亦考据之乐趣也。

2003年，贵老曾选汪公信札21通编为《汪宗衍先生书简》线装本以作纪念。今天，两位老人均已作古，我们将汪公致贵老这281通信札合集出版，还原他们当年为传承岭南文化所作之努力，见证他们学者式的友谊，缅怀他们满满的岭南情怀。据说贵老写给汪公的信有8盒之多，不知还在否，期待有缘合璧。

我们此次整理这281通信札，在影印原件的同时，还加了释文和注释。影印以不影响阅读为前提；原信札有误者，在注释中稍作校正，释文一律沿用旧版；注释仅简要注明信札中的一些不为外人知晓的情事。

在出版过程中，感谢促成此书顺利出版的柏峰女士、张贤明先生、唐金英女士，感谢为此书撰写长序的许礼平先生，感谢对此书编辑整理提出宝贵意见的李文约先生、林子雄先生、宋浩先生、许习文先生、黎旭先生、马忠文先生、林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