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中关系》俄中使团：19世纪初的外交往来

戈洛夫金使团不果而返的出使中国，过去已经整整200年了。现在回头再看，依然有许多值得探讨，值得回味，值得思考的内容。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了解却是那么少。

200年前，即1805年的12月25日，隆隆的礼炮和阵阵排枪齐鸣的响声划破了蒙古荒原的寂静。一支蜿蜒数公里的队伍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离开俄国边境要塞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经由恰克图踏上了向南行进的旅程。送行的队伍威武雄壮。走在最前面的是200名马刀闪亮的哥萨克骑兵，一面面绣着双头鹰的军旗在寒风中抖动。后面是又一队人高马大、盔甲鲜亮的龙骑兵。走在两队之间的是这个场面的主角——俄罗斯国出使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戈洛夫金伯爵。这一天他没有像由彼得堡一路上过来惯常的那样乘坐轿马车，而是特意骑了一匹鞍辔鲜亮的骏马，身着锦绣华服，肩披绶带，一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样子，似乎对几经周折后即将展现在面前的出使光明前景充满了希望。龙骑兵的后面，跟随着百十辆各色各样的马车：有豪华轿马车、普通篷马车、朴素的斗子车，也有临时征集来的蒙古草原常见的勒勒车……它们都是使团随员的旅行工具，标志着各自主人身份的高下尊卑。由于经历了由彼得堡到恰克图横穿欧亚大陆长途跋涉的洗礼，车身早已伤痕累累，装饰破旧，丧失了几个月前的辉煌和光鲜。跟随大使出使中国的数十名使团成员——骑士、宫廷低级侍从、使团侍从、军官、学者……众多达官显贵以及他们的跟随、侍仆和马夫，都怀着兴奋好奇的心情在马车上东张西望。迤逦的驼马辎重粮草在身后的荒原上爬成了一眼望不到头长蛇。这支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队伍，吸引了沿途牧民好奇的眼光……这就是当年使团从恰克图出发的大致图景。

戈洛夫金使团可以说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外交出使行动，它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时任商务大臣后任总理大臣的鲁米扬采夫，而他背后的支持者则是登基时间不长但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俄国政府对这次出使活动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是一次开拓国际市场，满足国内日渐发展经济需求，从中国争取最大利益的行动；也是一次联合中国平衡亚洲政治势力，对抗英美势力日渐扩张的重大措施。对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影响可能十分深远的行动，俄国政府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它经过长期筹划准备，除了制订了目标远大措施周密的出使训令、备办了形形色色用心良苦寓意深刻的礼品之外，就连统一使团成员的制服、制作专用的使团宴客餐具、成立吹奏乐队等细节都考虑进去了。赋予使团的任务是宏大的，其中包括在我新疆地区开辟布赫塔尔玛通商口岸、取得黑龙江自由通航权、开辟广州贸易、在我国内地商业中心城市设立代表处、加强中俄关系对抗英美商业竞争、重提在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未能划定边界的地区堪分边界的问题并争取以黑龙江为界划定边界、通过中国内地开辟通向我国西藏地区、印度和阿富汗的商路等等，等等。为了完成这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谈判，亚历山大一世在考虑了多名人选之后，最终选定了彼得堡上层权贵圈子里素享睿智之名的政治家尤·亚·戈洛夫金出任特命全权大使。这件事成了1803~1805年彼得堡贵族沙龙的热门话题。最后的安排凸现了使团的重要性和对它寄予的厚望。使团的规格之高是少有的。戈洛夫金伯爵出身俄国最显贵的名门望族，身居二等文官（在俄国整个文官制度史上，具有一等文官等级的一共只有三、四人，他们必须是总理大臣。），就任大使后又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各省总巡按，具有代天子巡狩的钦差大臣的身份，甚至有权不经奏报直接任命公使衔的外交代表。以这样的高官显宦出任赴中国大使，难怪引起欧洲各国宫廷的密切关注。

戈洛夫金使团先是一路跋涉，穿越西伯利亚，于1805年的9月份抵达伊尔库茨克，并同清政府展开了积极的交涉。经过压缩使团人数、外交使团同换届的教士团分开走等种种周折，等待了3个月之后，终于在1805年临近岁末的时候走出了国门，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俄国使团冲风冒寒一路行来，于新年的第二天即1806年1月2日抵达库伦。随着，清俄双方又发生了礼仪之争：库伦办事大臣云丹多尔济奉嘉庆皇帝的圣旨，在当地为大使赐宴，要求戈洛夫金对着皇帝的牌位谢恩，行三跪九叩礼。这个在中国官员看来是天经地义的要求被俄罗斯使臣断然拒绝。双方围绕此事展开交涉，库伦北京600里快马函札交驰，库伦办事大臣府邸内中俄官员唇枪舌战。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拉锯，其间有时甚至还夹杂着使用了一些断粮断薪的极端手段，最后嘉庆皇帝一锤定音：遣返不懂规矩的俄国使团。1806年2月1日，库伦办事大臣下了逐客令。俄国使团一路忍饥挨饿、冻馁交加，在清政府官员的护送下原途狼狈而返。一路上溃不成军，队伍搞得七零八落。当戈洛夫金最后把自己的部下集合起来时，不得不感叹好在还没有死人。2月11日这支队伍又回到恰克图。

一个背负着各种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的辉煌的使团，经过充分准备，怀着志在必得之心，不远万里踏上了大清国土地。不料滞留了一个半月之后，连库伦也没有走出去，便戏剧性地“铩羽”而归。其间的是非得失成败因果等等，还是留待历史学家们去评说罢。但有一点，窃以为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戈洛夫金使团不仅带来了体现本国、本民族政治、外交、商贸、领土等诸方面利益诉求的出使计划，而且也给正在从康雍乾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文化上的、观念形态上的乃至心理上的冲击。有意思的是这场冲击并没有直接涉及两国之间的领土、战争、通航、贸易之类的具体权益问题，但却通过礼仪之争和处理危机的过程，清楚地表现在文化理念、外交理念、主权理念、战争理念、决策理念、世界权力结构理念等许许多多“非物质”的问题上。冲突的代表人物，从俄方来看，是具有纯粹西欧文化背景的戈洛夫金（他的家族三代生活在西欧，他本人基本不会说俄语），从中方来看，则是颙琰皇帝和他在库伦的代理人云丹多尔济。双方文化上的、心理上的和性格上的差异无疑能引起今日考察者多方面的莫大兴趣。当然，这种冲撞由于只是发生在库伦，未能深入到帝国的心脏地区，因而影响比较有限，但即使如此，对于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好，普通读者也罢，这场发生在国力于彼得大帝去世后80年间得到迅猛发展的俄罗斯同迅速走向式微的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帝国之间的冲突，无疑能够为历史文化思考提供大量有趣的、内容独特的、生动的素材。

感谢以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为首的俄罗斯同行们，他们花费了巨大的劳动，从散藏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等地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筛选、整理、翻译出百余万字的资料，对之作了周到的科学处理，把这次鲜为人知的重要的出使活动完整地、科学地呈献于历史学家们和广大读者的面前。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理所当然应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由于编者们广阔的科学视野和深湛的学术水平，以及处理历史文献的严谨态度，使这部篇幅巨大的文献资料著作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品质。至于本书在中俄关系史上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米亚斯尼科夫在前言《戈洛夫金的出使中国之行》中讲得很清楚；而他的同事М.Б.达维多娃，则在《古文献学引论》中把本书的编选情况和技术处理原则作了专门的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只想着重强调一点，就是内容的丰富和资料的翔实。

本书选取的内容，包括536篇档案文献、当时一位著名回忆录作家维格尔的关于出使活动的长篇回忆录、戈洛夫金的传记材料以及其他多种相关资料。它们全部是产生于当时的公文、信函、命令、训令、圣旨、计划、方略之类的东西，以及账单、物件清单、花名册之类原始单据性质的文献，其可靠性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相关文件和资料的注释中，又含有许多独立成篇的有的甚至篇幅巨大、相当翔实的背景资料，往往引自同时代人的相关论述和回忆，数量众多，弥足珍贵。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于研究戈洛夫金的出使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了解更广泛意义的中俄关系、俄中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两国某些地区的发展状况，乃至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边疆民族关系等等，都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出使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欧美列强在商业贸易和势力范围上的争夺纠缠在一起的，因而中国、俄国、欧美列强的各种利益关系就被紧紧地绑到了一起，涉及的问题也特别广泛，其范围不仅包括事件的主要舞台彼得堡和北京、伊尔库茨克和库伦，也有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蒙古、中俄两国由西到东绵延万里的漫长国境、遥远的俄国美洲殖民地，还有俄国和英国展开激烈争夺的中亚、以俄国为首的神圣同盟与拿破仑法国展开斗争的欧洲……这次外交行动还牵扯到耶稣会士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活动，牵扯到俄土战争，牵扯到西藏、印度、喀布尔、缅甸、越南、波斯等地区和国家。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俄国经济和全俄市场的发展，西伯利亚的开发、交通、城市发展状况，恰克图贸易的规模、格局、运作机制，中国西部地区通过当地民族同境外开展贸易的状况，以及中俄两国政府的外交理念、决策过程、边境管理机制、外贸管理机制等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和说明。本书中的大量文献资料，为这段几乎已经被遗忘的但却并非不重要的历史，勾勒出一幅立体的、多维的、色彩斑斓的、几乎是无限丰富的生动画卷。

正是这种内容上的极大的丰富性，构成了翻译工作的巨大挑战。书中相当数量来自蒙古突厥和满通古斯民族、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历史时期乃至中国方言的词语，是目前现有各种辞书所难于应付的。许多地点、机构、人物、事件的译名，有赖于作艰苦的查对工作或资料与文献》译者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