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主流历史观认为,唐宋是中古与近世的转折点,即“唐宋变革论”,但这不是唯一的划分标准。历史学者王瑞来在其作品《士人走向民间》中提出了他的“宋元变革论”,对士人的流动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这一流动方向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社会形态。
王瑞来指出,在北宋之前,士人的流动方向是“自下而上”的,即在士大夫政治的鼎盛期,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读书做官,完成阶层上升。然而,随着统治区域的缩减与受教育的文化阶层的扩张,士大夫阶层逐渐发现仕途之路变得困难,特别是元代以后,科举制度一度废止。在这一时期,士人阶级被迫改变流动方向,呈现出了“自上而下”的走势,士族阶级逐步融入了民间。
这个转变不仅是士人的个体选择,也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传统的儒学观点强调“学而优则仕”,北宋时期士大夫政治占据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商品文化的兴盛使得“读书不求官”的思潮开始流行。苏轼和文同等人的诗词反映了北宋时期已经存在的这一思潮,进而促使宋元之交时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王瑞来认为,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模糊了身份界限,使得人们不再把读书入仕不以读书入仕为出路,并不意味着宋代的读书人与朝堂就此分道扬镳。刘振道等被称为“隐君子”的士人虽未曾入仕,却与政治的中心保持紧密联系。这也是当时很多文人的选择。南宋时期,士人开始重视在地方上的深度扎根,通过提高家族声望和塑造个人形象,在地方上构建了自己的人际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地方认同意识。这一时期,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士大夫的士绅化”,既扮演士人的身份,又扮演地方乡绅的角色。通过“耕读传家”,士大夫阶层保证了现有利益的同时谋求阶级的跃升,乡贤崇拜取代了旧有的先贤崇拜,在官场上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士大夫群体与尚未入仕的士人团结在一起,共同进步。
然而,作者在论述士大夫舆论左右政治决策的现象时只是一笔带过,未对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另一位历史学者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指出,从北宋到南宋,君权失去了制度上的约束,使得士大夫阶层必须通过舆论来影响决策。这一评价体系随着士族阶层的下沉而在民间流传,通过“乡评”方式,不仅成为地方社会的集体道德约束,也成为地方士绅打造个人形象的工具。乡评作为地域的印记,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直到明清时期仍具有重要地位。
到了元朝,科举一度被废止,这对士人阶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政府废止科举并不代表不再需要文化修养的士人。元朝政府通过类似秦始皇初建秦帝国时选调人才的“吏道”制度来选拔官员,庞大的吏员群体成为元朝官员的后备军。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群体,在胥吏的征调选拔中拥有一定优势。此外,儒学和元廷的相互接纳不仅确立了元朝的合法正统地位,也确立了士族阶级精神贵族的地位。这一相互接纳使得儒学焕发了新的活力,而且元廷废止科举使得士人的文化创作转向民间,推动了通俗文艺的繁荣,多元化的社会给士人提供了多种选择,最终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盛。
《士人走向民间》通过对宋元之间社会转型的探索,从士族群体的视角提供了深入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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