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规划中产福利

19世纪的种种神话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对时间、性、卫生和大自然的认知。事实上，这些概念都是主观构建的，服务于特定阶层的需求和利益，甚至以性别为代价。中产阶级在推翻封建贵族后又打倒了无产阶级，通过日常仪式和规范来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民族学家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揭示了中产阶级通过仪式、禁忌、姿势和远游等方式强化自身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文化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餐桌上、度假中，甚至幼儿园、卧室和厕所中，它通过日常仪式和象征表演创造了一种普遍的、高人一等的幻象。瑞典的经验也让我们审视自身文化中的神话和仪式。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通过揭示文化建构社会现象的方式，不仅解放了自己的文化认知，也给其他人带来启示。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时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可以被视为贯穿生老病死的自然生物节律，或者被认为是创造日常生活秩序的框架，甚至被视为一种总是匮乏的资源。有时，时间如神秘的涌流，有时它又成为支配人类生存的超自然力量。在所有文化中，时间在社会组织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标识文化边界和变动，个体和集体的生命阶段和节律，创造稳定和结构。时间本身是一个连续体，每种文化将时间划分为不同长度的片段，创造出各自的时间系统和有序的周期与年龄。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存在差异。

文化对时间的建构揭示了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许多信息，这是理解每个社会文化基础的关键。时间观念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的剧烈变迁。要理解瑞典社会过去百年的变迁，最好从其文化如何塑造时间开始。然而，问题在于，时间观念往往不止一种，而是多种并存。同一个文化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设想、体验和组织时间，这带来了时间整合的问题。不同文化的内部时间观念差异不大，但比较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时，差异是显著的。很多西方人在非西方文化中遭遇到的“文化冲击”就是异国完全陌生的现代时间观念，这种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新的时间观念与18到19世纪工业生产的发展同步，新技术对时间观念和守时提出了新的要求。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革新只是一个方面，工业资本主义改变了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关系和思考方式。

工人按时出卖劳力给雇主，雇主购买工人的时间，工作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雇主的成功取决于如何有效利用所购买的工人时间，这不仅是机械化劳动过程，更重要的是强化和规训工人的劳动。这种转变并非易事，当时关于工人不守时和缺乏专注性的抱怨很多。人们认为工人不珍惜时间，太懒散、太迟缓，丝毫没有对时间紧迫性的尊重。工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工作和休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时间的新纪律在19世纪的工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工场主和商人要求工人们按时计量和计酬，同时要求一种高质量的时间，这种时间能让工人们持续投入到工厂的运作中。精确、适用和规律性是这种规训时间的基本特点。然而，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汤普森的研究显示工业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关系和思考方式。

综上所述，19世纪的种种神话重塑了我们对时间、性、卫生和大自然的认知，这些都是主观建构的，服务于特定阶层的需求和利益。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的研究揭示了中产阶级通过日常仪式和规范建构自身文化霸权的方式。时间在所有文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标识文化边界和变动，个体和集体的生命阶段和节律，创造稳定和结构。不同文化对时间的建构揭示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时间观念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剧烈变迁。工业资本主义改变了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关系和思考方式，工人按时出卖劳力和时间，雇主利用时间和劳动来实现经济生产和管理的目标。再次强调的是，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还涉及到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思考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