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特博姆的旅行经历并非虚张声势,他前往伊斯法罕时怀着压上命运的觉悟。这源于荷兰一首广为人知的诗,这首诗让伊斯法罕成为了他不可逃避的命运之地,因为在那里,死神将不可避免地追赶上他。
然而,在现实中,伊斯法罕并不是《死神来了》这样的恐怖剧情。伊斯法罕在历史上多次成为不同王朝的首都。这里是多民族的聚集地,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蒙古人,各自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在这里,英语这种国际语言并没有特权地位。
荷兰的波斯大使馆被占领的事件引发了对荷兰的报复,使巴列维国王失去了面子。很可能是由于这件事的影响,在诺特博姆这位荷兰人的心中,他对这次旅行感到了忧虑。
1971年的马里之行同样不轻松,因为新政府仅几年前才通过政变上台,低效的官僚体系无力革新,仍然延续着前政府让人懊恼的各种规定。在街上拍照需要证明身份,否则很容易被捕。一旦进入混乱无章的监狱系统,想要重获自由就变得十分困难。然而,诺特博姆的笔触却是轻松而甚至带有浪漫色彩的,从《马里的月光》这样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一斑。
年轻的时候,诺特博姆家门口的一片荒地成为了他的探险场所,洒满了他的恐惧和幻想。他将这片荒地称为“那地方”。如今,他将整个世界都视为“那地方”。对他来说,旅行变得自然而然。他希望能够在他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同的意义。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不论是因为工作还是个人原因,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他一直在不断地旅行。
去年,当我阅读了他的《西班牙星光之路》时,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优秀的作家。虽然他在修道院学习,但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或许正是因为这点,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欧洲文人难得的谦逊。这并不是指他在知识上的谦逊,而是指他在落后文明地区表现出的对当地日常生活的谦逊和温和。为了能够更好地体验当地的日常文化,他还自学了很多种语言,以便能够像当地人一样阅读当地的报纸,在市井小巷与当地人交流。
他在伊朗的内陆地区寻找拜火教的痕迹,在居鲁士的陵墓前沉浸在王朝变迁所留下的文化积淀中。在爱尔兰的一座孤岛上,他感受到了犹如世界尽头的凛冽寒风,倾听了大自然自古以来永恒不变的语言。在旅途中,他经常遇到强迫购买的导游,很难拒绝他们,也经常在某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时刻,突然将自己转换成第三人称来审视自己。
这本书是诺特博姆的旅行散记集,收录了他三十年的文章。据说,现年90岁的老人今年还出版了他的毕生诗选《度年》。希望有出版社能够引进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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