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历史治学感悟

四年后再读《治史三书》，心态已与前大有不同。初读于史学刚刚发生浓厚之兴趣，于学术更一窍不通，在门外徘徊，那时只觉严书为正确之废话。现在不过也是史学的入门者，但已从外行人变成了从业者，跟老板下了一个月的地，虽然于文著上未有寸进，但四年学术上的视野更为开阔，也有了更多的知识、项目的经验。

此时再读，已不是一般滋味，原来囫囵看过不解其意的部分，如今或春风拂面，畅通心绪，或如谆谆教诲，字字深省，或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自然是从高中起一直仰慕严老之治学作风，工作上随时努力，生活上随遇而安。不过现在读来，感受上尤深者当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尤对考古、历史从业者而言，从小处入手是工作中的常见，但小处的工作要时刻记住大的背景，体现出大的意义，要从大处看到小处，有大历史的视野，对大历史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才能不钻牛角尖，不偏废。诸如“二里头帝国”之流，是对历史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才会犯的毛病。有如以线粒体DNA的数据便认为商朝人是中西亚人，其实是忽视了人俑等其他考古成果，忽视了Y染色体DNA结果的偏激结论。真正的科学应该是能多学科互证的。

“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尤“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令我感受极深，一直想养成这样踏实的为学精神，戒骄戒躁。就史学本身而言，对于自己研究时代的前后要有深入研究，也是我以为极重要的方法论。之于史学上的实践，则是研究五胡十六国前秦政治制度，便以东汉、三国、西晋、同时期其他诸国之政治制度前后互证，才能梳理出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于考古学上的实际感受，则是发掘时各朝地层叠加，出土文物的辩证，文化层时期的判断，器型的演变，大多都要对前代有深入的了解，至于后代，也是应当看一点的，只是不如前代看得那样深入罢了。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几段，而是完整贯通的一体。

此外，专研偏史，也当对通史博通，否则真的容易出问题。另有大历史对小历史的作用一例。严书中禅宗南盛北衰之因，从安史之乱出发，我觉得是很精辟有见地的。当然严书中说禅宗重顿悟，简而易从，有神秘感，其实是从禅宗本身特点出发的，就可以成为一条有力之证据。严史下求社会民风，说当时湘赣民间文化程度尚低，适合禅宗推行，我认为反而是下游的证据，不够直截。此外就政治系统中，因袭旧制的同时创立新制，两个系统并存，后因职权有别，旧的一系逐渐沦为禄养之官，新的一系慢慢夺到全部权力，后来裁撤冗官，便取消了旧的一系。这在历史上并非罕见现象，且不止官职如此，技术上也有这种现象。再则说划定研究范围，在自己有根底的方向上走，也是逐渐感受到了。尤其我这样以理修文的，实际还是不能全部丢掉自己本行的知识，纯弃了往文科的方向走。

就读书而言，严氏抱个大题目去读史的建议，也非常有益。史中处处是材料，所以读起来也处处有劲头；何况能形成对历史一总的观点，是有益的。至于时间性、空间性，其实做锄头考古学而非历史学，心中自然有这样一种整体的把握，不同的文化本来就时间地域均有区别罢了。对于史料引用，后期不可信的史料堆越多文章的价值越下降，这是读了之后才有所感悟的。之前也见过那些胡堆史料的行为，自己也曾为了弥补正史史料匮乏，一头扎进野史中去，其实正史尚需辩证，野史倘要引，更当慎重。

其实我自己为学也喜欢做小问题，以小而见大。严书说：“着手研究小问题，心里注视着大问题。”其实我读此段心里是想起陈寅恪来了，穷尽晚年之力，考证了一本极不重要的柳如是别传，当真是……可悲可敬可叹。读这里一是为戒，二是想起年前在某段历史中挣扎沉浮，也写过一些不成器的小玩意儿，最终一个浪花下来，什么也没有了，也有这样自伤的情绪在里面。

至于论文编写一段，则因现在论文编写已成定体，最后之粗度一遍，此非我之能力范畴，此时只做了解。

强健身心是如今正在做的工作，平时游游泳，练练身体，也多出去走走，身强体健，心情也多豁达了。昨晚游泳回来只觉神清气爽，天空开阔，可见健身是有益的。身心健康，好好活着，重视现实，其实已经是个很高也很难的标准了。

严书自然也有不甚赞成的地方，即“淡名利，避权位”，其实和某校的“去行政化”理念无不相似之处，但我始终认为，好的学术环境只能去主动的建设和争取，一味退让躲避，权力不归到真有见识的学人手里，便只能被一心钻营权术之人拿去了；人家有了权力，想的是个人发展和升迁，当然不会来顾学术如何！所以虽然避权位是美好的愿景，但却不能是现实罢了。

后面两部分多是严老私人经历，以及对恩师的感怀。我如今也只是入门学徒，但感谢领我入门的几位先生和现在的导师，尤其感谢的是几位的风骨为人，皆为我之楷模，使我在如今的环境下，还能对学术抱有一质朴纯真的天真幻想，这是每每想来都觉得惶恐而荣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