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在整理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重複給注、未在首次出現該人字號時給註、缺少對該份檔案進行完整說明等。特別是關於「自娛主人」的身份問題,書中缺乏前言對此進行充分的說明,讓人無法明確其身份,只是根據第1頁的說明認為「其真實姓名待考」,以及從第86頁的頁下註中得知「疑自娛主人即探驪生、即何子愚其人」,這讓人不得不質疑為什麼在前言中沒有進行考證和說明,我個人比較相信「自娛主人」即何紹京(子愚)。
另外,我注意到《黃宗漢致自娛主人等書札》中的兩封信件日期標註有誤。
第一封信位於165頁,編者注釋為「此信疑寫於清咸豐九年離兩廣總督任前」,但我認為這絕對是錯誤的。因為信中的語氣絕不像是兩廣總督所寫之言,黃宗漢在粵督任期間並非第一次來粵任職。我認為此信是黃宗漢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間任廣東臬司之後得知能赴山東按察使前寫的。
第二封信位於149頁,編者認為這封信是黃宗漢在清咸豐八年由京師赴兩廣總督任所途中寫的。但我認為這封信應該是黃宗漢在道光二十六年第一次赴粵任官途中寫的。其中一個疑點是信中提到「迨三月二十日方到杭州」,這個時間與咸豐八年是不符的。另一個疑點是「梁中丞」,編者認為指的是1843-1846年曾任浙江巡撫的梁寶常,但梁寶常在咸豐八年已經去世,無法再稱之為「前日晤」。同樣地,提到的李中丞也無法對應到相應的時間點。因此,我認為這封信應是黃宗漢在道光二十六年寫給何紹京的。
總而言之,這兩封信的內容和語氣更符合道光二十七年和道光二十六年的情景,而非咸豐九年和咸豐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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