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一个空间概念,它象征着世界帝国的地位,也成为世界之都。然而,长安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代表着盛世的来临。在中国帝制时代,有两个盛世植根于长安,而盛唐就是以长安为名。
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叛乱军攻陷了潼关,李隆基不得不匆忙离开长安。尽管他是盛世的君王,但他为何会陷入如此境地呢?本书追溯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当时张九龄辞去了宰相之职,李林甫接任。
此时的李隆基已是年过半百,不再像开元初年那样重用贤才、励精图治,而是更愿意沉湎于奢靡浮华之中,享受盛世的成果。与之相匹配的正是拥有杰出才干却处处与君主作对的李林甫。作为盛世的建设者,李林甫也是盛世的破坏者。
对比李林甫的全方位才干差异,我们不禁要问,杨国忠又是如何赢得李隆基的宠信呢?杨国忠擅长收敛财富,对边疆事务充满热情,完美地契合了李隆基扩边的偏好。然而,过度扩张导致了不可挽回的代价,不断削弱盛唐的实力,最终反噬了盛世。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朝的“内轻外重”军事体制是安禄山起兵早期所仰仗的关键因素。李隆基为了实现开拓边疆的大业,将精锐军力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而内地,尤其是长安为中心的关中腹地军队却极度虚弱,并且充斥着地痞流氓和游民,毫无战斗力可言。
在从盛世到乱世的转变中,有人四散逃离,有人苟且求生,而也有人勇往直前、勇往直前。“颜常山之舌”、“张睢阳之齿”令人激赏,他们的忠诚和勇气流传至今。
在这一过程中,李隆基和李亨也反复上演着权力的游戏。李白、杜甫、高适的命运都在这场皇室内争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有的被流放,有的被贬斥,有的则得以显达。
宝应二年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自缢身亡,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盛唐和长安也一同凋零。
在这场大时代的巨变中,无论是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还是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突破的出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然而,每个人都无法回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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