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传播到域外后都会本土化,不同地域的演化为原宗教增加了新的创意和活力。本书研究了一些中国民俗文化对象在日本本土化的现象。
提到《三国志》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但《三国演义》几乎无人不知。中世纪日本最早祭祀关羽的是武将和华商,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把关羽奉为忠君、重义、增加军威的军神。而近代日本,长崎的唐寺基本上都祭祀关帝。但大多依附于妈祖庙,独立性有限。长崎四大唐寺均在农历五月十三日祭祀关帝,仪式包括上香、献祭品、舞狮以及僧人背诵《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和孔子相比,关羽并没有被日本全社会所接受,主要信奉对象还是华人。
释奠在唐宋明清之间传入日本和周边地域,日本是东亚最早、最本土化的国家。唐以前释奠只限于“四书五经”,后期以儒典为主,亦可涉及释教和道教。讲经对象为天子,天子执弟子之礼。日本按顺序讲授《孝经》、《礼记》、《诗经》、《书经》、《论语》、《易经》和《左氏春秋》。平安时期,儒教七经及算道、明法道加入进来,称为“三道论义”,讲经对象是皇太子、大臣和大学寮诸生。唐玄宗时期规定,除了主祭孔子和颜回,还要旁祭七十二弟子、二十二儒学圣贤以及周公。而日本只祭孔子、颜回和孔门九哲。中国祭品是用相同的毛色,活着的三种牲畜(牛、羊、猪),而日本则用大小鹿和猪(未必非是活的,也有用海产品替代的情况)。中国只在祭礼时穿着特殊的祭服,而日本只穿日本式官服。释奠的重点也不同,中国重视祭礼过程,而日本则是重视祭礼后的诗文宴会。在日本江户幕府时期,这种现象变得更加官方化,甚至出现了神道和复古化的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现实导致的,如武士社会、幕藩制和将军执政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讲经时,中国的天子执弟子以此表示对儒家文化的尊重。而日本的天皇则“放不下身段”,甚至可以说并无必要,借此现象我们也能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
除此之外,书中还分析了妈祖、神农、大禹、伏羲等文化。通过“和魂汉神”这一现象,书中表达了中国文化被日本挪用并发挥其价值意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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