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对中国人来说往往是借古说今的工具。巴迪欧却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清算后,谈论戏剧时弥漫着自鸣得意的民主主义和了无生气的虚无主义。
巴迪欧提出了“大写的戏剧”和“小写的戏剧”。前者要求观众既高度精神专注又与表演保持间距,成为表演的阐释者,忍受真理的酷刑。后者则让观众浸润在感官享受中,保持思想上的懒惰。小写的戏剧“隶属于”国家,永久地保持并建构了国家所需要的那种憨厚老实且爱发牢骚的主观性。大量剧场上演的纷繁戏剧成为国家工程,让人们在其中释放激情、消磨时光。
而大写的戏剧经常对国家进行“言说”。如果观众在思想观念方面受到教育,那么戏剧就是哲学;如果观众在揭示自身欲望之真相,那么戏剧就是精神分析。但对哲学思想的把握还是对欲望的治疗,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在大写的戏剧中,喜剧中的一切与永恒性有关的东西都属于阴茎,也就是那些假定存在着意义的东西。一部现代喜剧应该告诉我们,在社会的严肃性及其解体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不存在不冒犯任何人的喜剧。
悲剧中所指的永恒性是存在的永恒性,而不是阴茎的永恒性。存在对意义毫不关心,悲剧中的永恒属于无意义的范畴,其名字是“命运”。悲剧演出是在存在的中性背景上表现主体,而不是在意义的同谋者和嘲笑者(喜剧)这种背景下表现主体。
喜剧的一大标志是引人发笑,但引人落泪却不是悲剧的主要标志。死亡在悲剧中属于操作的美学层面,只是为具象层面的理解提供方便。悲剧的标志是恐惧与怜悯,更是痛苦与勇气。
对巴迪欧的戏剧界定有两点异议:
首先,我们应该把舞蹈纳入其中,身体并不只是接收话语的场地,舞蹈也应享受巴迪欧赋予戏剧的荣光。
其次,我们不应将电影排除在外。虽然电影具有资本属性、是“发生过”而不是“发生着”、不能再自我书写等复杂因素,但现在丰富的二创完全可以承担起巴迪欧传统戏剧中一次次上演的“再现”或者准确的说“呈现”的作用,电影也可以跻身戏剧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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