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探讨了养尊处优、享受现代化红利的人所面临的良心拷问。作者通过观察工作和消费主义的角度,将关注点放在了被称为“新穷人”的群体身上。在过去,当工业需要发展时,他们被局限在低待遇的劳动岗位上,被工作伦理所驱使,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而在新的“生产过剩”时代,一切都以消费和选择的权力为重,他们却成为“过剩”的人,无法享受消费美学的权利,反而被边缘化、排斥和清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道德上对工作伦理的负面评价,将这种被排斥和不受善待的境遇合法化。福利国家与工作伦理之间的关联与冲突,以及消费主义对福利国家的冲击,再加上工作伦理对“底层阶级”的污名化,使得福利国家模式受到了冲击,曾经建立的“社会国家”逐渐退化为“安全国家”。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围绕着无需经济审查的普适福利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建立起一种“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的制度。这样一来,人类就需要放弃追求绝对“效率”和“增长”的目标,自愿地回归到原始的状态中。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前路漫漫。
我对本书的深度思考感到欣喜,但同时也深深地觉得这样的思考可能不太可能在东亚地区产生。在这个时代,上层人追求着消费美学,而下层人则被强制奉行工作伦理。这种现象否定了上层人对下层人的依赖,并免除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相比之下,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处于全球的“上层阶级”,正如鲍曼所说:“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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