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分析了1890-1950年间中国出版社、作者、编辑和国家机构之间在版权概念接受、移植和实践方面的日常互动。作者明确反对将版权简单视为外来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一系列复杂关系和利益交织的国内国际网络。通过引用丰富的史料,如报纸广告、小说版权页、版权凭折、学部官报以及知名文人的日记书信等,作者揭示了这些互动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全书分为7章,起始于日本,介绍了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将"copyright"译为"藏版の免许",即持有雕版的许可。后来,又将其改为"版権"并传入中国,成为今天熟知的"版权"。第2章讨论了晚清时期"新学"和"西学"的商品化,以及由于现代出版业集中于上海这一条约港口而导致的极端出版混乱。其中,广学会在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西方一般知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译者成为了"第一代谈判及收取版权费的中国作家"。
第3章以严复为例,讲述了他为获得版权保护和版税合同所做的努力。作者认为,严复是中国最早积极推广版权的作家,其重要性不亚于福泽谕吉。严复提出的合同条款最终成为了上海出版界的标准。第4章探讨了1911年中国颁布正式法律之前,出版商、作者和国家规范版权机制的问题。除了1903年修订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给中国市场提供版权保护外,地方官员和学部也为请愿人和新成立的学部提供了版权保护。
第5章以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为中心,揭示了上海出版世界的活跃情况。上海书业公所注册的不是版权本身,而是"书底",即出版商制作书籍的手段工具。这一政策类似于福泽谕吉最初误导性的"藏版の免许",而日文"藏版"一词本身是借自中文的外来语。上海书业公所还制定了复杂的图书登记流程,并调查盗版案件、调解纠纷、惩罚盗版商。其调查范围还延伸到了北平。
第6章讲述了1928年,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并入新的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并成立了"查究伪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了上海书商的私人警力,在北平及周边地区追捕盗版商,并执行棋盘街的规则。
最后一章探讨了建国后,意识形态转向以及文化市场剧烈转型给国家带来的难题。盗版的生产消费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知识的传播,但未经授权的复制品内容很难监管。同时,作者变成了集体计划经济下的工人,关于如何量化他们劳动和报酬的争论对版权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综上所述,本书逻辑清晰,叙述生动,视角丰富。在"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背后,隐藏着深远的东亚传统、文人为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不懈尝试,以及多方组织机构的权力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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