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下的日常》黑死病下的失序日常

标题：“黑死病下的日常”：记录历史的特殊视角

小说“黑死病”呈现了一个反差鲜明的视角：中世纪神秘遥远与习以为常的“日常”。作者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书，但在两年前的2004年就已经写过《The Black Death》。上海社会科学院在2013年译介了后者，也在10年后引入了前者。尽管我不曾读过这本书，也没有太多关于这场历史事件的了解，但在亲身经历这三年之后，我深切感受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被简化的描述遮蔽，“日常”是记录历史时需要的视角。瘟疫下的“日常”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诸多限制，空荡的城市，作者写道，“此情此景，就像一个漫长而可怕的假期”。

前两章介绍了当时的医疗体系和医学教育。惊讶地发现，“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在第二次大流行期间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仿佛中间的一千多年就凝固了一般。许多应对疾病的诊疗措施并不陌生：拔罐术、“以毒攻毒”的药剂配方、盖伦派药物类型的分法（温热、凉性、湿性等）、定性描述脉搏、燃烧香料。这更加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多数情况下，“中医”与其叫“中医”，不如叫作“传统医学”。基于当时朴素的唯物论和有限的技术手段，也许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世俗和宗教并行的中世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悄然变化。教会服务被限制，世俗权力扩大。然而，宗教虽压抑人欲，却为垂死的人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被称为“死亡艺术”的道德文学流派编制手册，“供精力充沛的健康人去阅读和理解，以便他们既为自己的死亡做好准备，也能协助他人平静安详地离世”。尽管疾病剥夺了有尊严地活着的可能，但信仰和仪式保障了人们有尊严地死去。从临终关怀的角度来说，这种精神慰藉对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的社会来说反而意味着人文关怀。

我一直对从空间的角度看日常生活，尤其是死亡，特别感兴趣。在土地资源足够的情况下，中国的墓地和生活区是分开的，布局的关键要素是“风水”，而在欧洲“每个教区都有墓地，每个教民每个星期都会经过。城市里的公墓常常也是年轻人的游乐场”，死亡似乎更加深地嵌入日常生活。

这一段展现了克里斯蒂娃式的“恐怖”（horror），“The corpse, seen without God and outside of science, is the utmost of abjection. It is death infecting life. Abject”。以搬运尸体为生的人“一边履行着那些可怕却又必不可少的职责，一边抽烟、喝酒、唱歌、大笑，就像无忧无虑的搬运工或码头工人一样”。虽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技术的掌握都有了巨大的飞跃，21世纪的人们可能仍然在许多方面会和中世纪的人们产生共鸣。例如，在疫情发生后，有人会“有意隐瞒了自己来自一个瘟疫流行之地的事实，以免那位药剂师房东不把房间租给他住”或者“向当局隐瞒自家有人染病的情况”；在受照料的问题上也存在鲜明的阶级性。

防疫措施显然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如何处理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中世纪的人们也面临着难解的“电车难题”。染疫病人的被褥衣物都需要被处理，但是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有些管理人员则把官员们规定要烧掉的被褥和衣物收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