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主义的背后的“愤怒”这一视角为起点,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不满的来源、原因以及如何改变不满。
首先,不满源于对现状的不满,而这些不满正是对于平等的诉求。女性主义者愤怒的根源是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待遇和性别歧视的不满。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厌女症是男性对女性的蔑视和女性对自己的自我厌恶的一种表达。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式自由”则将命运改变为了选择的“自由”,女性意识到被定义为“女人”后,决意与厌女症斗争。女性主义者呼吁我们不再局限于父权制度下的限定,而是真正追求平等。
父权制度在社会中用“性别”将人分为男女,创造了男女二元对立的陷阱。我们所观察到的男性也受到这种制度的影响,他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性别来界定自己的情绪表达。然而,这些情绪并不是因为生理结构所导致的,而是在父权社会制度下学习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男性也陷入了一种“情绪稳定”的陷阱。
父权制度是一套已经约定俗成的规则,它规范了每个存在差异的人。它对差异的不尊重和不包容,以及对统一标准的极致追求,压抑了人们的个性,最终导致了二元逻辑的形成。我们追求的不是让女性替代男性的性别更迭,而是不再需要选择父权制度。
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厌女症在近代的表现。在近代,女性的学历膨胀现象越来越明显,母亲将自己未能满足的欲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因此女儿要背负着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一样成功,又要成功地做一个女人。这种以爱之名的支配是不堪承受的。当我们将性别和身份的差异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时,这种差异只是“区别”而非“歧视”。然而,“区别”往往会强化歧视。
母亲与女儿之间存在着厌女症。女儿无法真正地憎恨母亲,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只有当母亲不再做母亲,女儿才能从她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近代女性被两种价值观割裂,即个人的成功和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成人女性。美貌和学业这两种价值观都承载着男人的认可价值。
最后,我们可以探讨“性的标价”。以“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为例,不面对这种事件只会强化歧视。对娼妓行为的标价其实是女性自己给男性定的价格,并且也是娼妓给自己和男人定的价格。女性在意识到自己成为男人性欲望对象时,进入了思春期,与年龄无关。当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等问题被带入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对公司分界的挑战,也是个人和政治的挑战。
不满是对理想的内驱力,女性主义者呼吁女孩们愤怒起来。不满推动着我们改变现实,使之更加符合我们的理想。因此,女性主义的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是更加现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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