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两位思想家选择了逃亡海外,这给了康有为一个机会,他带着家人游历了欧美各国,其中也包括一些相对较偏僻的国家,如墨西哥、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1907年,康有为在旅欧期间留下了丰富的游记资料,这成为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开阔视野、救亡图存的明证。通过康有为的笔记,我们也能够了解中外社会状况的对比。
康有为在游记中发现,当时的欧美并不都是富国。例如,在法国南部进入西班牙时,康有为看到的市井百态使他感触颇深,他认为西班牙与中国北方一样黯淡。当他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时,他震惊于街道狭窄、盗贼和乞丐众多,市面也十分肮脏,甚至超过了意大利。这是在一百年前的南欧社会。与之相比,一百年后的南欧与西北欧相比,这种扒手现象似乎并没有随着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工业化而得到有效解决。康有为也认识到,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与英法德等先进国家并不相距遥远,但它们的政令制度却效仿这些国家,然而民众仍然困苦穷困,这与中国的状况相似。这使得康有为对民主共和制度是否适合每个国家产生了质疑。当然,康有为本身是一个保皇派,他幻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将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这注定了维新运动的悲剧命运。1917年,他还支持张勋的辫子军,试图恢复紫禁城中的溥仪朝廷,闹出了一系列政治笑话。当然,康有为有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甚至连国学大师王国维和辜鸿铭也无法幸免。康有为认为,西班牙、葡萄牙和墨西哥这些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无法避免贫穷和国家衰颓的命运,因此他质疑民主共和制度的合理性,主张在中国恢复礼教和旧秩序。这种观点与今天一些人认为的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采取休克疗法、建立自由市场后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以及南美国家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后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这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观点。然而,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多读书、观察和辨析来寻找真正的答案,而不应该盲从他人的观点。康有为的西班牙游记中也包括对西方国家的自然风光和公共设施(银行、博物馆、政府大楼、皇宫)的描述,这里重点分析了他对西方社会的各种状况的观察。在晚清的外交文献中,西班牙常常被称为大日国(日斯巴尼亚)或大吕宋(小吕宋指菲律宾)。康有为的游记中则称之为班国。近代以来,晚清官员常常羡慕英法德美等列强的富强和军事力量,对边缘西方国家却了解甚少,甚至出现了“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的低级笑话。幸运的是,康有为通过实际行动重新揭示了这些边缘弱国在100年前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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