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的视频协调员凯伦·赫希(Karen Hirsch),对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计划制作一部以兰博(Rambo)对抗环境罪犯的电影的计划表示惊恐。她评论道,“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它们不应该是非黑即白的”。社会理论家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即传统形式的大众媒体很容易歪曲环境退化的现实。她指出,臭氧损耗、全球变暖、辐射和有毒污染等环境危害的影响往往都发展缓慢,无法采取简单或快速的解决办法,而其原因是无形的和系统性的,从而造成个人和集体的责任与义务复杂化。
面对这样的复杂性,好莱坞电影的美学策略的确可能显得力不从心。此外,好莱坞电影过度简化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这自然是美国电影史上观众发出的常见抱怨。正如肖哈特(Shohat)和斯塔姆(Stam)所说,电影观众“拥有一种根植于他们自身经验的真实感,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接受、质疑甚至颠覆电影的再现”。
近年来,许多利益相关群体因环境主义电影不符合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世界而对其展开批评。的确,那些认为自己被这些电影扭曲的群体一直以来都公开表示不满,这种案例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例如,核工业对《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 1978)提出质疑,而石油工业、绿色和平组织和阿拉斯加原住民都对《绝地战将》(On Deadly Ground 1994)表示反对。
这些对环境主义电影的指责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一部电影由特定的现实概念评判,并被认为没有客观地再现现实。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要求可能与好莱坞电影往往采用情节剧叙事惯例结构影片的倾向相去甚远,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则将该惯例定义为一种“通过悲情和行动的辩证法,寻求戏剧性地揭示道德真理(moral truth)和情感真理(emotional truth)”的形式。这样的美学策略“与现实主义不符”,因此容易受到指控。
就环境问题而言,对情节剧的负面批评主要有两种形式。首先,情节剧倾向于将环境问题建构为单向度的反面人物与英雄人物之间个体化的、摩尼教式(Manichean)的冲突,这种做法简化了在此类问题上复杂的、往往是模糊的责任和义务分配。其次,在情节剧式虚构性作品的结尾,主人公通过果断的行动解决了叙事问题,这样的结局可能会显得过于草率和圆滑,而在电影之外的现实世界中,环境危机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然而,关于好莱坞长久以来用情节剧惯例处理历史和政治问题所引发的争议,琳达·威廉姆斯却持积极态度。她写道,情节剧其“激动人心”之处是“情节剧所涉及问题的真正动荡和时效性,以及当它戏剧化新的争议或问题时所能引发的大众辩论”。她为情节剧中“实现正义的渴望与冲动”辩护,该冲动“赋予了美国流行文化以力量和吸引力,因为无力却又善良的人们寻求回归原初的纯真状态”。
接下来的一节将进一步探讨好莱坞电影中环境冲突是如何通过情节剧的模式来调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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