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刘裕失秦原因深究

刘裕灭后秦，事功甚伟，“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然而克复关中，旋得即失，“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历代史评，总结有五，列举如下。

第一，目的说。这一说关注的是作战动机。刘裕北伐，意在建外功而图内篡，时人已有所判断。魏、夏都采取了避其锋芒，等待时机的策略。崔浩有一段北魏版隆中对，将刘裕比作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裕克秦而归，必篡其主”。刘裕伐秦之初，赫连勃勃就指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如拾芥耳。”待刘裕东还，王买德就劝赫连用兵，“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

第二，民族说。这一说关注的是统治难度。自永嘉之乱（311年）至刘裕灭后秦（417年），百年战乱和徙民政策，使得关中的民族问题极为复杂，胡汉杂处难以统治。崔浩言于拓跋嗣，“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以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陈寅恪有考证，胡族统治者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将各族居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当这个胡族政权发生混乱，失去控制力，或者灭亡的时候，被迁徙的人民又往往回迁。一往一返，影响极大。

第三，边疆说。这一说关注的是军事成本。崔浩曾说，“纵使裕得关中，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有。”北伐之难，难在后勤保障，而漕运畅通又是关键。陈寅恪认为水运和因粮于敌二者，有一个做不到，南朝就难言北伐。东晋桓温北伐关中，想因粮于敌，不料苻健苗清野，遂不得不退兵。孙绰阻桓温移都洛阳，也言“运漕之路”，水路如果杜塞，北伐、移都都不可能。勉强行之，必然无功，徒招损失。

第四，用人说。这一说关注的是人事安排。刘裕留幼子刘义真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辅以王镇恶和沈田子互相制衡，看似妙手，实则恶招。将还，刘裕以钟会卫瓘伐蜀旧事做比喻，私下与沈田子说，如果王镇恶谋反，是自取灭亡。伐蜀战争时，卫瓘以监军身份持符节监督邓艾、钟会的军事行动，成功平息钟会的谋反。在沈田子听来，这无疑是一种鼓励和授权。《晋纪四十》有段“臣光曰”，批评了刘裕的轻率言论。“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

第五，领导说。这一说关注的是团队建设。相较前说关注关中一地的人事布局，这一说对刘裕之领袖才能的检讨更为全面。一把手三件事，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刘裕的班子就没有搭好，可托付的心腹很少，除刘穆之，傅亮、徐羡之、谢晦等人皆不足用。刘穆之一死，刘裕便要担心“根本无托”导致朝局变化，伐姚秦之功尚未巩固，却不得不急还。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以曹操相提并论。曹操极为重视搭建团队，“操方举事据兖州，他务未遑，而亟于用人；逮其后而丕与睿多得刚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阙失”，他也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回报，“曹操之所以得志于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相比之下，“裕之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赞成其大计，不如操远矣”“当代无才，而裕又无驭才之道也”，是刘裕（甚至刘宋一朝）功亏一篑只能偏安江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