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生死大数据》生死大数据解密memo

破解生死大数据：一个医生与70亿人的健康真相

杰瑞米·N.史密斯

64个笔记

序：事无巨细，悉究本末

到底是什么夺去了人的生命，又是什么让人得病这些基本信息难以简单罗列。2010年间，全球大约有5300万人死亡，而其中绝大多数死因不明。在192个国家中，仍有147个国家无法取得确切的死亡证明，其中大部分国家甚至连死亡证明都没有。就算在发达国家中，健康记录也有许多缺失项。想想这些基本问题吧：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们的预期寿命是不是随着地域而有所差异男性和女性伤病原因是不是相差甚远职业病、室外空气污染、药物滥用和水果摄入不足，哪个问题折磨人的时间更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

最新统计表明，年度全球卫生总支出为7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经济的10%，而且还在增长。

全球疾病负担，这是一个概念、一份数据、一项持续进行中的计划——为全世界的伤病问题带来全面的、可比较的测量。项目数据可以根据个人、场景、疾病和结果进行拆分——死亡因素、致病因素，还有疼痛因素。它能辨别出安哥拉新生儿或者美国中年男性的潜在头号杀手，埃及青少年及法国老年女性最严重的病痛起因，以及从哮喘到自杀再到慢性颈部疼痛的各种原因的全球伤亡人数。这不是一份固定不变的文件，而是一份不断演化的报告。

第二章第三世界和书呆世界

穆雷在开始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时就追问，如果想让世界变得更健康，需要怎么做10年前，这个答案很简单，至少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很简单。穷人更容易得病，想让情况变好，只要穷人有钱就可以了。医生兼人口史学家汤姆士·麦克翁(10)是此类想法的代表人士。

一些无畏的研究者鼓起勇气，走出图书馆、研究室、教室。他们来到世界各地参加初级卫生保健项目。在那里，他们发现，一些明显的事实完全被忽视了。所有穷人的情况并非都一样。是的，穷人都没钱。但是，一直都有报道说，在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哥斯达黎加(11)、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喀拉拉邦，那里的居民更健康；甚至就死亡率下降这件事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比那些西方富有国家做得更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斯里兰卡、喀拉拉邦等地人均最高收入也不过330美元。尽管如此，这里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都约为70岁。

第三章如何死于统计

保卫全球健康，既要靠医学，也要靠数学。相对于个人健康而言，能够收集并理解大数据集的人才是公共卫生的关键。

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澳大利亚125年内死亡率的变化。他的计算显示，20世纪初，男性和女性寿命差距仅有三年，相差无几；然而，死于分娩的女性越来越少，这得益于家庭服务计划的普及、更好的妊娠照护，还有医院接生的普及和水平提高；同时，男性吸烟率增高、体育活动减少、饮食习惯也不健康。在洛佩兹的数据库中，1975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男性心血管患病率大幅增加。这是自记载以来，在没有战争或者瘟疫的情况下，男性死亡率第一次上升。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差距现在有7~8年。

穆雷发现，如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估算人员没有取得新数据，他们会假定预期寿命每5年会稳定增加2年、2.5年或3年，直到预期寿命达到62.5岁。1955年，某人提出了这种方法；30年后，这仍是估算出生时预期寿命的主流方法。

第四章消失的人

“10/90的差距”——穆雷如此称呼这份报告。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承受着世上超过90%的卫生问题，而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经费，仅占所有经费的不到10%。如果富人患有糖尿病，就有药物研发系统正在努力寻找治疗方案；而如果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穷人患有钩虫感染，那就只能忍着，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大声地说出真相，旗帜鲜明地列出公正的数据，而不进行道德指控，就有可能改变现状。这就是穆雷学到的。

穆雷懂得不同的研究语言。他身具人口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生物学家、医生、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的多项才能，能判断结核病的负担、发展、治疗以及花费。他意识到，“世界上，有关疟疾或结核病或其他各种疾病的专项知识多到不可思议，但是没人会后退一步，然后问全貌如何如果心中没有大格局，就极容易人云亦云，专注于细枝末节，从而遗漏掉真正重要的事情。”

这一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一个肺结核研究指导委员会，并让刚成为哈佛助理教授和住院医生的穆雷当主席。在3年内，世界卫生组织便核准短程疗法为全球疾病首要防控策略之一；据该组织估计，这项政策的转变已经拯救了超过50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为育龄妇女及儿童。

第五章大格局

当下的世人都有希望活得更健康、更长寿。但用于衡量这个过程的指标并不精确，相关性也不高。我们只是需要一种单一的评估方法，来计算疾病和环境如何消耗了我们生命的数量与质量。

如果认为耳聋与完全健康相比，健康状态损失五分之一，那么耳聋权重为0.2（范围0到1）。那么，耳聋1年可以被认为是损失了0.2年的健康寿命。同样采取这种打分方式，中等程度的颈部疼痛大约相当于损失十分之一的健康状态（0.1），而未经治疗的重度抑郁可能相当于损失了十分之六的健康状态（0.6）。据此来说，伴有中度颈部疼痛，每活1年就相当于损失了0.1年的健康生命；而伴有重度抑郁，每活1年就相当于损失了0.6年的健康生命。为了呼应人口统计学家的“生命损失年”（yearsoflifelost，YLLs），穆雷管这种新的统计方法叫“伤残损失生命年”（yearslivedwithdisability,YLDs）。

第十二章风险事业

不同的国家面临挑战不同。在中国，主管机构禁止所有基本核心数据外流，所以必须由中国合伙人(2)完成分析，然后将结果与美国西雅图分享。在美国，则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可以35美元到2000美元买到患者住院年度资料库。在加纳，这类资料都是免费的。

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大信息源来自他人出版的科学研究。关于什么的呢关于“健康”。每个月都有上万篇提及流行病学的文章出版。为了最大程度的可能性，穆雷要求抓取所有的数据结果，将其数字化，再纳入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某人可能研究波兰的艾滋病流行趋势、阿根廷的肺癌发病率、埃及的糖尿病患病率或者是韩国焦虑症的罹患周期。他们在问，人因何而伤因何而亡如何有效挽救生命，提高生命质量

每项疾病负担分析都有两个重要成果：疾病负担和结果负担。疾病负担可以让人了解到某个地区卫生问题的范围——什么人会生病，会在什么地方死亡，以及患有哪种疾病。各种伤残的结果负担可以让人了解到需要哪种项目才能助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