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学与政治》西汉经学对政治的影响

读完了本书，正如老师所说，这本书的启示性很大，尤其是在后面几章。可以看到，其中的很多观点被后来的学者继承和阐发，整体上也很好地展示了经学与政治的互动和影响。

在此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很多学者似乎都有意将西汉中后期兴起的谶纬与董仲舒等人的灾异论联系起来（本书第八章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本书第七章又提到，刘向所持的“灾异论”与当时的“再受命”思潮并不一样，前者更强调“修德（政）”对挽救危亡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后者则认为汉家的德运即将终结，天命不可违。换言之，刘向强调“人事”的作用，而其他人则强调“天命”和“天道”。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再受命”思潮与作为其工具和手段的“谶纬”掺杂着大量数术、占验的色彩（谶纬和占星密不可分），而刘向、董仲舒等人则承袭了儒学传统，即“言天道而归于人道”，虽然也有明显的阴阳五行乃至占卜的色彩，但归根结底还是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核心。可以说，汉末至新莽时期前者占主流，而东汉建立后则出现了明显的“拨乱反正”之举，这一点在《五行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进一步说，作者也提到西汉末期的“灾异论”主要可以分为以《易经》立论和“比附《春秋》”。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上述两者差异的代表（按：《易经》有浓厚的占验、卜筮的色彩，这也让其逃过了秦始皇的焚书）。而班固在《五行志》中虽然引用了大量《易经》的内容，但却强调“傅《春秋》”，这自然体现了他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