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基调隐藏在一个关键词的翻译里,Flâneur——“晃膀子”(第188页)。识者当然可以看出这是费滢对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的戏仿,巴黎二区的拱廊街被置换成巴黎十三区的中国城。但“我”与那些十九世纪小酒馆里的阴谋者其实截然不同。“晃膀子”这个粤语词汇很大程度消解了“Flâneur”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对无意义生活的提喻,抑或生活本身的提喻。就像《天珠传奇》对亚裔离散境遇的刻画一样,在重复的乡愁之外,呈现了赌客、赌徒、帮会、信众、小贩、无纸人等卑微且野蛮的生存智慧和法则。这并不意味着费滢又站在了王安忆的延长线上。费滢的日常与博物诗学不仅仅是串起人物、空间、五感的绳子,也建构了生命的游牧与逃逸。他解构了传统华文移民文学中的“花果飘零”与“感时忧国”,转而描画巴黎脏水沟上的人来人往或随风飘扬的塑料袋。这与其说是书写华社“底层”,不如说是对生活一视同仁的虔诚凝视。物既是意义的承载,也是意义的空无。所谓恋物,则是我藏于物,是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匿名美学(大不同于葛亮“炫学”式的隔膜于现实生活的知识化写作)。通过对本雅明论述的戏仿,费滢反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世界里的“拾荒者”,华语文学“说故事”的技艺或由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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