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的思考

整体上较为平淡，也许是旧文集合之故。尽管与预期的石刻理论提升有差距，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旧文合集。可以看出作者确实做了改动，例如刻工部分加入了最新发现的唐代刻工《邵建和墓志》及相关研究。从宏观角度来看，思考石刻文献，可以说是为了弥补目前石刻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

第二章提出石刻四本论，揭示了刻工拓工的重要作用。接下来几章关于刻工拓工的内容则大部分源自作者旧著《石刻刻工研究》，缺乏新意。关于晚清金石学家与拓工的交往，揭示了拓工在晚清金石学圈沟通和交易中扮演的角色。缪荃孙在北京、南京、山东都找到了优秀的拓工，甚至派遣拓工前往朝鲜海东进行石刻拓摹。

在秦始皇石刻一章中，揭示了刻石颂扬秦德是西方秦文化与东方鲁文化的整合。但是后续的论述有些牵强。

《礼物》一章借用了社会学概念来分析汉代碑石所建构的社会网络。看似新颖，但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新意。去掉这个“礼物”的理论，对全文影响不大。

《汉末政治神话》一章揭示了汉末三国时期利用石刻谶纬来彰显正统等现象。

《永州摩崖》一篇较为出色，但似乎还有些未尽之处。

《朱熹》一篇指出了朱熹对石刻的态度，从朱熹的石刻和石刻的朱熹两个角度，说明了朱熹对石刻的利用和转化，使石刻从文玩之物转变为文本文献之物。然而，从前面强调的宋代文人社会甚至皇室对石刻文化的推崇来看，宋明理学家除了朱熹外，似乎并不重视石刻，这不能仅仅简单解释为“玩物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