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来信：1980年代上海少女香港沉浮记》南方来信：上海少女的香港沉浮

1983年9月2日，刚到香港的上海姑娘倪双玉迫不及待地给留在家乡的堂妹倪青写下第一封信。倪双玉那一年刚刚20岁，从上海徐汇区的某高中毕业后，她在家里安排下赴港。倪双玉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境不俗，前几年政策松动，已经来到香港发展，正在筹划自家的生意。她有一个弟弟，也已经跟父母去了香港。她这次去，是要定居。

1980年代初，能够去香港，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出路。但倪双玉却闷闷不乐。从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想念上海。上海有一群朋友，他们曾经众星捧月般围绕着她；上海还有无话不说、仰慕自己的堂妹；最重要的是，上海有自己正在热恋之中的男朋友江沪生。

在香港的日子是新鲜而又陌生的。双玉开始在自己大伯伯的公司上班，月薪一千二百港币。她已经开始攒钱，准备明年暑假回上海探亲。自此时到1985年4月，一年半的时间她给堂妹倪青写了52封信。这52封信，见证了一段感情从衷情相许到热情泯灭的过程，也见证了一个时代躁动不安、野蛮生长的侧影。

那些彷徨街头的年轻人

在双玉的52封信中，留在上海的朋友的身影无处不在。在税务局工作的金凯、对双玉念念不忘的钟建国。倪青对临时工的工作不满意，双玉鼓励她去读夜校，以后再继续考学。也在为倪青考虑另一条出路，通过大伯伯的途径把她办到香港来。

双玉的恋人江沪生是一个有志青年，正在准备托福考试。不巧的是，那一年去美国留学增加了另一项考试要求，沪生没能申请上。加上家里负担重，这两年，他意志消沉，怨言颇多。

双玉在上海的朋友，从信里面看，大多在高中毕业后待业或就业，其中可以确定的只有方灵在深圳读大学。

倪双玉这一代60年代生人，比起他们的上一代，幸运多了。在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于是他们的出路，较上一代的50后，多了不确定的彷徨，也多了一丝自由的裂缝——尽管难，尽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总是有希望的。

1960、1970年代都是政治挂帅的年代。直到70年代末，中国年轻人的命运才迎来了彻头彻尾的变化。

1968年前后，上海约一百万知青到黑龙江、安徽、江西等地“上山下乡”。1978年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知识青年回城获得了“默认”。（当年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通过“病退”回城，而“病”的证明绝大多数是假的。）大量知识青年回城突然增加了城市就业的压力。1979年年中，上海市政府召开“统筹安排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市政府要求企事业单位创造条件安排知青，但是，大多数知青达不到“择优”的要求。上海基层街道生产组、劳动服务公司发挥了安排知青工作的“主渠道”“蓄水池”作用。在1978至1982年期间，上海共安排88.6万名回城知青就业。

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上海的中学毕业生。1980年代初，上海高中毕业生的人生选择十分有限。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高中毕业生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专、大学。1977至1979年，全国高考没有年龄限制，应届毕业生竞争不过历届毕业生。（实际上，历届毕业人的人数也十分惊人。）所以，那几年，应届生绝大多数没有升学机会。1980年以后，高考只允许应届生参加，应届生升学机会增加，但由于全国招生数量有限，升学率仍很低。1980年，全国高中毕业生大学录取率仅8%，1981年11%，1982年17%，1983年23%。这就是说，当时大部分高中毕业生没有机会升入大学。

当时，上海会安排高中毕业生就业。高中毕业生不属于国家干部，他们没有资格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一般都被安排在国有企业。（当年国有企业有不同级别，俗称产业工人、普通工人，两者福利待遇不同，但工资相同。）少数安排在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统一工资，月薪四十元左右。（上海1970年代有一句口号：三十六元万岁。意思是人人工资都是三十六元，就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在当年的上海，说起来进国有企业工作就不错了。但是，“春暖鸭先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虽然“动作很慢”，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却已经开始流传。年轻人更敏感于外部的信息，他们常常不满于底层工人的身份。这种不满推动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1980年代，去香港、澳门生活，去日本打工，去欧美留学，是无数年轻学子的梦想。但是，“想出去，关键是要找到愿意出钱的担保人”，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去留学，必须考托福550分以上。

双玉去了香港，等于“一步登天”。她在上海的朋友想必羡慕不已。然而一头扎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双玉遇到的又是什么呢

双玉只有高中文凭，在香港生存下来是辛苦的：“一天十一小时站在柜台。”“姐姐现在的公司也很累呀！男孩子的活都要干。”“不过，有一点你要有思想准备，来港或去澳门是要吃苦的，在适应过程中，你要处处小心，当然最关键的是语言关，最难攻下的也是这一关。”

刚去香港的时候，去了大伯伯的公司工作。但是，不久，她发现大伯伯“有神经病”，几乎会睡每一个新进公司的女孩，就明确告诉大伯伯，自己是他侄女，不是情人，辞职离开了公司。因为想资助男朋友沪生留学，想挣快钱，她曾经不顾母亲等的反对，面试香港某影视公司，没有成功。她当时有两种选择，或者去制衣企业，或者做电脑，其中讲到父母可能会开电脑公司。但没有后文，后来她就在一家公司做个职员。她对工作似乎一直不太满意。1984年7月，她信中说想应聘中文电脑操作员。

与沪生的情爱褪色后，双玉一心想靠自己走出一条路，做出一番事业。1984年8月，她遇到60多岁的富商张先生同居，对方夸夸其谈，炫耀自己的见多识广，诱惑她可以帮她去台湾，甚至出国去美国，对这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老头，双玉想法是，跟他学点东西，“免费教授知识”，总是不坏的。最终双玉并没有上他的当，但张先生的出现暗示着：自由的路总是遍布荆棘。跟留在内地的伙伴们相比，双玉看似到了“人间天堂”，面对的道路也并不轻松。

这是流变的80年代和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命运。